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监察部、农业部、国内贸易部关于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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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监察部、农业部、国内贸易部关于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监察部、农业部、国内贸易部关于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监察部、农业部、国内贸易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计委（计经委）、经贸委、公安厅（局）、监察厅（局）、农业厅、供销合作社：
根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1994年度棉花购销工作的通知》精神，为了维护正常收购秩序，完成国家棉花合同定购任务和调拨供应计划，打击违法经营，现就棉花市场管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供销合作社的棉花经营部门是受国家委托购销、加工的统一经营单位。良棉区的良种棉加工厂和国营农场只允许收购、加工本区（场）内生产的棉花。其他任何单位（包括供销合作社内部非棉花经营单位，各类企业和党政军机关以及社会团体等所属公司）和个人，一律不得收购、
加工和销售棉花。
二、维护正常收购秩序，取缔各种非法棉花交易。各地棉花经营单位要坚持谁签订合同谁收购的原则，不得跨区收购，不得争收抢购不属于自己辖区范围内的棉花。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加强对省、地县毗邻地区收购秩序的协调监督管理，防止出现“棉花大战”。
严厉打击在棉花购销、加工过程中掺杂使假的违法犯罪活动。取缔各种非法的棉花收购、加工和销售单位，严厉打击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套购及倒买倒卖棉花的活动。坚决取缔私下交易的棉花市场。没收非法收购的棉花。对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欧打棉花收购检验人员、干扰正常收购秩序
的不法分子，要依法惩处。
三、基层棉花收购站、加工厂、农业部门良种棉加工厂收购、加工的棉花，一律交给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棉花经营单位，并按国家计划调拨供应，不得自行销售。禁止纺织厂到产区收购棉花或通过非棉花经营单位购买棉花。违反上述规定的，以投机倒把行为论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
有关规定没收其货物或全部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没收的棉花，交当地县以上供销合作社棉花经营单位，并纳入国家调拨供应计划。停止生产、销售小轧花机和小打包机，已经生产的要予以查封。坚决取缔非法的小轧花厂、小打包厂，查封或没收其加工设备。
四、棉花调运实行准运证制度。准运证的制作与发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当地有关管理部门按照国家下达的调出计划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解计划发放，一车一证。为加强棉花市场管理，主要产棉区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可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提
出设立临时检查站的方案，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在主要运输通道上设立临时性的检查站，对棉花运销进行检查。对正常调拨并持有合法手续的，予以放行。对无证运销的，应予查扣，属于漏办的，可予限期补办，确属非法倒买倒卖的，按本通知第三条规定处理。新疆棉花出疆继续执行
现有规定。
严禁倒卖准运证。对倒卖准运证的，一经查实，从重处罚。
五、各级棉花经营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价格政策，不准抬级抬价和压级压价。不准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棉花收购、供应价格，不得以任何名义搞价外加价。物价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棉花价格的管理监督，对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抬价收购和销售棉花的单位，要从严追究
当事人的责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
六、棉花市场管理实行分级分部门责任制。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设立棉花市场管理举报站和举报电话。对违反上述规定，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属于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属于经营单位或政府
行为的，由监察部门进行查处。下级机关难以处理的问题，应逐级报请上级机关处理。
1994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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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加良. 山东大学法学院 讲师
内容提要: 从审级控制的进路消除民事案件的同案异判，有利于在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上制度性防范因自由裁量权规制不力而导致的权力寻租，使司法权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更接近宪政理念的实质要求。实现特殊民事案件的同案同判，须将其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实现一般民事案件的同案同判，须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和调适法定型发回重审。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会受到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和裁判文书说理制度之改进的影响。
作为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的子法，民事诉讼法负有促进宪法走向具体化的任务。作为与实体法相对应的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天然的具有保障民法实施的工具性价值。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共同要求民事司法权的运作应以“追求平等”为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在民事诉讼中，法律意义的平等与事实意义的平等亦不等同，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大或小且兼具客观性、长期性和可理解性的距离，但案情相同或相似的民事案件面对的裁判结果若截然相反或存在的差异超出一般人所能容忍的幅度，就会构成对法律平等保护民事主体原则的动摇与嘲讽，削弱宪法平等权的实际价值与保障力度。“具体个案是看得见的法典，摸得着的规则。公民通过个案中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纠纷和处理结果去感受法律、体会法律。如果只有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无实实在在的个案公正，或者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实际上便向人们传递着消极信息，法治原则将无法真正得到张扬，人们便无法通过前后一贯的案件信息，在头脑中形成法律行为与结果的稳定预期。”[1]在占法院受案量八成以上的民事案件中解决同案异判问题，可在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上做到同案同判，有利于在制度意义上防范因自由裁量权规制不力而导致的权力寻租，使司法权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更接近宪政理念的实质要求。具体的策略多种多样，其中审级控制的进路必不可少。
一、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
本文所指的特殊民事案件包括疑难复杂的民事案件、新类型民事案件和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民事案件，它们的社会关注度更高，更易引发影响性诉讼。对特殊民事案件的处理若出现同案异判的结果，会在更大的范围冲击“禁止差别，反对歧视”之平等保护观念的扎根与培育，会以更大的力量以点破面的削弱一般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可与尊重。
近些年来，最高法院多次通过司法解释以诉讼标的额为最重要的标准将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往下调整，致使各级法院的民事案件审理负担与其级别之间呈现出愈发严格的反比例关系，法院的级别越低，其民事案件审理负担越重。当前80%以上的民事案件一审任务由基层法院承担，中级法院对特殊民事案件进行一审的情况整体偏少，特殊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二审法院）很少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中级法院通常作为特殊民事案件之终审法院的级别明显偏低，这与较高级别的法院负有统一裁判标准以消除同案异判的组织性法定责任相背离。这种状况如得到长期的放任，将导致较高级别之法院的系统内监督职能和规训权威虚化，消解同案异判的行动会因此具有各自为战、缺乏团体理性和成果甚微的特征。
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制定司法解释和发布指导性案例是克服特殊民事案件处理中同案异判现象的既有制度安排，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均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1）第一审法院就个案向终审法院请示汇报，会实质性的影响其审判独立性，会造成两审终审制的形同虚设，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和司法制度的正当性会因此直接减半。经过多年的反思，案件请示汇报制的弊端几成共识。虽然相关的作法目前仍时有发生、彻底根绝仍尚需时日，但终审法院就个案作出答复受到了日趋严格的禁止或规范。也就是说，伴随着案件请示汇报制大行其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第一审法院通过案件请示汇报的途径获得特殊民事案件之处理思路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无奈之下的独自处理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即可产生同案异判的几率便会大增。（2）针对全国范围内很长时间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最高法院方可制定司法解释。可是，特殊民事案件涉及到的普遍性问题多是地域性的或是阶段性的，用制定司法解释的方法来应对，有“杀鸡动用牛刀”和“撒大网逮小鱼”的浪费之嫌。另外，司法解释为条文型法律渊源，滞后性、不周延性是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其制定亦需耗费一段不短的时间，这些均无法适应特殊民事案件的变动不居性和审限特定性。简言之，张力小、灵活性差的司法解释很难及时且针对性强的消解特殊民事案件中的同案异判。（3）审理特殊民事案件时，法院会经常碰到法律依据缺乏或模糊的情形，此时以法律依据为大前提的司法推理就无法顺利展开，在法典修改和司法解释制定难以指望时，担负“找法”任务且不得拒绝裁判的法院就会被迫的作出随意选择，导致裁判尺度无法统一。为缓解这一问题，作为法典和司法解释的补充物，应对更为及时和灵活性更强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引起了实务和理论层面的共同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案例指导规定》）在2010年11月26日的公布施行和最高法院首批指导性案例（共四个）在2011年12月20日的发布，虽然能够说明相关的制度建设已初具规模且遵循“少而精”的立场，但也透露出指导性案例从编选、推荐、报送、确定到发布整个过程的漫长。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对高级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之权力的排除与否定，必然造成最高法院对发布指导性案例之权力的垄断，最高法院对这种垄断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借助自下而上的案例报送，案例报送过程的耗时长短绝非最高法院可以控制。所以，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肯定无法很好的满足特殊民事案件的处理对时效性的起码要求。此外，《案例指导规定》第7条要求地方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但该条文基于指导性案例有别于英美法系的判例而没有对制裁后果进行规定，使之被界定为倡导性规范，地方各级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参考，但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直接予以援引，即指导性案例没有刚性的约束力，其对特殊民事案件处理中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规制留有不少可轻易予以软化的缝隙。
相形之下，为做到同案同判，把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更为可取。实行如此的管辖权向上转移后，特殊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最低是中级法院，第二审法院最低是高级法院，这样可充分调动高级法院在消除同案异判中的积极性、自主性，高级法院在特殊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及时作为除了能弥补制定司法解释和发布指导性案例在效率方面的不足外，还能可行性很高的保证类似案件之裁判尺度的省域统一，这后一好处在当前显得格外重要。“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治理策略和“大一统”的过往情结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律适用成为迫切的追求，找到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同案异判的药方成为普遍性的作法，一定区域内经过实践总结出的应对经验被看成是“不上档次”或“格局不够”。谋求裁判尺度之全国统一的努力的功利性初衷值得肯定、可以理解，但它们对大国的区域差异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关注不够，不得不在全国行动的整体层面之外允许“例外”和“变通”的出现，时间一长“谋求裁判尺度的全国统一”就自然而然的形同虚设，成为难以实现的空谈口号。正是因为全国统一行动的策略导致消除民事案件同案异判的收效甚微，同一高级法院所辖范围内不同中级法院之间关于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协调机制的试行才会崭露头角。显而易见，这种试行机制的建立与维系成本不高，推行过程中遇到的省域内障碍容易克服，但会普遍性的导致消除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异判的责任主体级别过低，并会使对相关省际同案异判的消除寸步难行、束手无策。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有利于不同的高级法院在借鉴中级法院既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良好的维系针对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协调机制。这种进路不仅有助于同时做到特殊民事案件裁判尺度的省域统一和省际统一，还有助于极大的降低制度成本，因为高级法院的数量不到中级法院的十分之一、高级法院的智力资源与沟通协调能力整体上要远胜中级法院一筹。需要指出的是，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较高级别法院的审理负担以及起初阶段的适应困难，但性价比很高的此举在实现同案同判方面的更大收益应被放到首要位置予以考量。
二、一般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事由有事实性事由和程序性事由之分。其中，前者表现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种情形；后者表现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一种情形。针对事实性事由，第二审法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拥有自主选择发回重审或改判作为结案方式的法定权利，发回重审不是第二审法院的唯一选项，此类发回重审被称之为裁量型发回重审。针对程序性事由，第二审法院负有“必为”的法定义务，只能以发回重审作为结案方式，此类发回重审被称之为法定型发回重审。
具有同样的事实性瑕疵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就一般民事案件做出的一审判决会因为裁量型发回重审的存在而面临霄壤之别的外在评价，因为此时“改判”意味着“肯定有错”、“发回重审”意味着“可能没错”。具有不同的程序性瑕疵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就一般民事案件做出的一审判决会因为法定型发回重审之事由的主观色彩浓烈而面临相同的命运，因为此时程序性瑕疵可否容忍的认定标准实难把握。由此可见，既有的制度设计如不加以改进，其对同案异判的诱发力就很难得到平抑。笔者认为，发回重审制度的理性改进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
从“查清事实后改判”的立法用语来看，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出现时，第二审法院选择改判须以“查清事实”为前提条件。如此立足文义的规范解释很容易给人错觉，即第二审法院针对此两种情形发回重审无须做到“查清事实”。然而，第二审法院得出一审判决存在事实问题的结论必须经过对比性的判断，而这种在后的对比性判断理应以在前的“查清事实”为参照基点。否则，第二审法院的认定就失去了依据正当性和逻辑自洽性。由此可知，针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第二审法院选择发回重审抑或改判都得具备“查清事实”的前提。“人们不能在这一对诉讼人之间以这种方式决定案件，而在另一个类似案件的另一对诉讼人之间又以相反的方式做出决定。”[2]依同案同判之“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类似情况类似对待”的基本要求，既然一审判决之问题皆属事实性瑕疵、“查清事实”的同样前提都已具备，第二审法院针对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就不应给出不一样的评价。
针对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若第二审法院选择了发回重审，就会导致当事人因为重审程序的经历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就会导致当事人因为先前程序的经过而没有得到吸收或排解的不满继续淤积，进而就会使得当事人藉由诉讼来化解民事纠纷的意愿减弱，当事人起初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信心亦会因此丧失；若第二审法院选择了改判，当事人之间已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会得到尽快的修复，当事人在重审程序中付出的代价就会因为二审程序对一审程序之监督功能的及时发挥而得以避免，当事人在个案中对效率的正当追求就会得到更好的满足。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对于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改判的方案可让当事人获得更大更好的程序利益，而发回重审的方案除极大贬损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外，还为第二审法院借口事实性瑕疵的认定标准缺乏具体性与可操作性而滥用发回重审权提供了空间。为克服裁量型发回重审的种种弊端，2002年4月15日最高法院以法释（2002）24号的名义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第1条专门把第二审法院将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次数一律限定为一次；2010年12月28日最高法院以法发（2010）61号的名义公布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1款特别把第二审法院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次数较法释（2002）24号有所松动、略显退步的规定为“原则上一次”。虽然司法解释的相关设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民事诉讼法》对裁量型发回重审的次数未作明确规定而产生的不足，但这些固守法院本位主义的努力还是无法根绝裁量型发回重审的任意性，同案异判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受到贬损的现象还是一如既往的缺乏刚性约束。司法实践中，裁量型发回重审已长时间的沦为很多二审法官减少案件实体处理工作量或规避涉诉信访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在裁量型发回重审的弊端远盖过其制度收益的局面迄今无法扭转的当前，既然第二审法院在续审制的审级关系模式下拥有认定事实的合法权力，那么刻不容缓的明智作法应是在有效保障当事人之审级利益的基础之上，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明确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于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只能进行改判。唯如此，才能确保第二审法院一视同仁的审查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和存在法律适用问题的一审判决，才能确保当事人在针对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拥有对第二审法院之结案方式的确定预期，也才能确保第二审法院对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提供出符合宪法之平等保护要求的应对方案。
（二）调适法定型发回重审
法定型发回重审以“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为唯一事由，采概括性的主观判断方法，难以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解释出现。不严格遵守强行性规范显然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但在法律没有明文授权时对任意性事项作出处分和违背训示性规范是否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出现这一短期内难以统一答案的问题，固然与程序安定原理没有得到透彻的领悟有关，但与立法用语的粗疏也不无很大关系。“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不足以单独成为法定型发回重审的事由，还须加上“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这一结果性配件。如此的设计被指责为“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这种指责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倡导程序公正以来就从未停息。再者，第二审法院对“可能影响”的主观性标准把握难以统一，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致使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与结果均相差无几的一审判决面对不同的评价，甚至致使“违反法定程序严重的一审判决因不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而未被发回重审，违反法定程序轻微的一审判决却因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而被发回重审”的倒挂怪状出现，第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由此得到放任、纵容与变相的鼓励。因此，为实现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法定型发回重审制度理应进入检讨与重构的视野。
高桥宏志认为：“发回一般适用于控诉审考虑到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并认为由一审进行审理较为合适的情形，可分为必须发回和任意发回两种情形。所谓必须发回，是指当控诉审撤销驳回原告之诉的原判决时，必须将案件发回一审的情形。”[3]我国民事诉讼当前实行两审终审制，案件的实体性问题在没有严重程序性瑕疵的前提下能够得到两级法院的实质性审理，此为当事人所享有的审级利益。当存在违背强行性规范和法无明文规定而擅自处分任意性事项的情形时，第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实体性问题进行的实质性审理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与未进行实质性审理没有本质区别，发回重审的必要性已然具备、无法忽视。当存在开庭前就证据较多或复杂疑难的案件不组织证据交换、逾期送达、审判人员未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等违背训示性规范的情形时，第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实体性问题所进行的实质性审理虽有瑕疵，但无害于当事人所享有的审级利益，发回重审将有损于程序安定和诉讼效率，理由在于，“与效力规范不同，训示规范多是鼓励性规定，严格遵守固然有其必要，但是如未遵守，其诉讼法上的效力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不得在事由以违背训示规范为由，要求撤销已实施的诉讼行为或已进行的诉讼程序。”[4]不加区分的把存在程序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均发回重审的作法，的确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提升程序公正的地位，但从长远看，这种具有表层性、肤浅性、极端性的提升会过犹不及的影响一般公众对程序公正的普遍认可，会大面积的诱使“不同的程序性瑕疵，同样的制裁方法”现象产生，加剧审级控制视域内的同案异判。
废止法定型发回重审制度是类似于因噎废食的畏难之举，对其予以合理改进方是可取之路。借助具体列举与抽象概括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来促成法定型发回重审之适用事由的客观化无疑是改进尝试中的首要之选。在这一方面，最高法院在1992年颁布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就早已有所作为。其第181条将法典中“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这一事由解释为“审判人员及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普通程序中未经传票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三种情形和“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四种情形。前三种情形的具体性便于第二审法院轻易作出明确的认定。最后一种情形的兜底性要求第二审法院在认定足以导致发回重审的一审程序性瑕疵时须参照前三种情形，尽管这种借他者之具体性的映照来克服兜底情形之抽象性的企图不能对第二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形成足够的遏制且实际效果亦不理想，但其从用语上摈弃了法典中以实体处理的结果回溯认定一审程序违法的主观标准，并为严重程序性瑕疵与轻微程序性瑕疵的区分提供了规则层面的例证。人类认知能力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具体列举所有的严重程序违法情形极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如下次优途径的匮乏：以程序规范的分类为基础，立足于司法统计的数据分析和第二审法院审判经验的专项总结，寻找出与再审事由之数量规模不相上下的严重程序性瑕疵的常发样态并将其逐一规定，辅之《民诉意见》第181条那般但通常不得适用、仅为表征规则之灵活性的兜底设计。
三、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限度
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以上诉案件的形成和第二审程序的经历为必要条件，其可能取得的效益在规模上取决于一审裁判文书可上诉的比率和第二审程序启动的次数。第一审法院判决结案的比例越高，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用武之地就越大，反之亦然。以“案结事了人和”为指向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自2002年以来一再被重申，调解结案和撤诉结案受到第一审法院的高度青睐，调解撤诉结案率不断攀升并获得了相对于判决结案率的明显优势，被排除可上诉文书范围之外的民事诉讼调解书和准予撤诉的裁定书蔚为可观，第二审程序的非必经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民事案件在经历第一审程序之后演变为上诉案件的比例相应大幅度减少。另外，为细分第一审程序以使审理程序具备针对不同民事案件的适应性，力争做到“小微案件快速审、简单案件简易审，复杂案件普通审”，实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程序已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会借助民事诉讼法典的再次修改而很快走入司法实践。小额诉讼程序全国适用率平均达30%的立法预期将会增加两审终审制之例外情形的数量，降低两审终审制的涵摄力，更多的一审判决将具有不可上诉性。简而言之，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覆盖面当前已明显受到民事诉讼调解复兴的影响，将来还会受到小额诉讼程序大规模适用的冲击；即便不考虑当事人基于诉讼成本、上诉风险、维权策略等因素而可能产生的不上诉之意愿，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与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之间呈现的此消彼长态势决定了不能高估其在基本面上的作用。
无论是以改判的形式抑或以发回重审的形式来实现对一般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第二审法院都得以说理充分的文书作为载体。历经多年的倡导与鼓励，第二审法院的裁判文书中“不敢说理，不愿说理，不善说理”的状况得到些许改观，但笼统说理时至今日仍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其对第一审法院的指引仍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致使第一审法院对其裁判中存在的瑕疵难以形成明确的认识，第一审法院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时仍然会不知所措、故错重犯。二审裁判文书阐明理由不到位，会使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以自我抵销、自我毁坏的方式给人浅尝辄止的印象和隔靴搔痒的感觉。裁判文书“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社会的，是要为纠纷之解决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证明，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后来的类似案件处理提供一种导引”[5]。除非尽快配套以良善的裁判文书说理制度，否则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之难尽如人意的状况将一如既往。与此相关的改进需注意如下两方面的问题：（1）要尽量尊重第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当两级法院的分歧只聚焦于自由裁量事项，第二审法院原则上不能以自己的判断取代第一审法院的判断，除非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为第二审法院不拥有优越于第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更何况此时的改判不仅会严重挫伤第一审法院的积极性，而且会由于无法做到理由充分的说服而造成“案结事不了”的结果。（2）说理要公开但不宜过细。目前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不是载于当事人可以获得的裁定书中，而是载于附送给第一审法院但当事人无法获得的内部指导函中。当事人无从知晓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其对重审程序中裁判结论的形成也就无法施加相应的积极影响，这不符合程序多方参与性原理的起码要求，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在此得到轻视。根除秘密附送内部指导函的潜规则，方可符合程序正义的确保裁定书成为第二审法院阐明发回重审之具体理由的唯一载体。另外，第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阐明具体理由时，既不能像过去及当前一样过于笼统，也不能矫枉过正的过于详细，要在促进审级监督和维护第一审法院审判独立之间取得平衡，要特别申明第一审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载明的具体理由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不管第一审法院是否接受，当事人对经由重审程序作出的裁判文书又提起上诉的，即使先后存在的瑕疵不同，第二审法院也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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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建军：《同案同判的宪政意义及其实证研究》，《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第134页。
[2]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页。
[3] [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462页。
[4] 邵明：《现代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5]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出处:《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选举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4年5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三章 代表名额和分配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七章 选举程序
第八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十章 其 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细则。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本细则的规定办理。
第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要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保障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设区的市、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驻军选举产生。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所辖区、旗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辖区、旗县人民代表大会只选举出席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选举出席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席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产生。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四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五条 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苏木、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上一级选举委员会指导下一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
第六条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由十一人至十九人组成，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由五至十一人组成，经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第七条 选举委员会的职权：
（一）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
（三）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审诉；
（四）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规定选举日期；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七）按规定格式印制登记表和选民证；
（八）做好本级选举工作的总结。
第八条 各选区设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由五至七人组成。
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训练选举工作人员，组织选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本细则，进行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组织选民酝酿、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按选举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组织选民投票选举。
第九条 每一选区可划分若干选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负责选举工作。
城镇街道按居住状况设选民小组，较大的厂矿、机关、学校，按工段、车间、科室、班组设选民小组。
第三章 代表名额和分配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八百人至一千人。具体名额和分配，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二百人至五百人。具体名额和分配，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二条 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不足二十万的，选代表九十五人至二百零五人；人口超过二十万不足三十万的，选代表二百零五人至二百五十五人；人口超过三十万不足五十万的，选代表二百五十五人至三百零五人；人口超过五十万的，选代表三百零五人至三百
八十五人，最多不超过四百五十人。
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不足十万的，选代表三十五人至七十五人；人口超过十万不足五十万的，选代表七十五人至二百五十五人；人口超过五十万的选代表二百五十五人至四百五十五人。
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三十五人至三百五十人。
第十三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在五千以下的，选代表三十人至六十人；人口在五千至一万的，选代表六十人至八十人；人口在一万至二万的，选代表八十人至一百人；人口在二万以上的，选代表一百二十人。
第十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城镇和农村代表名额的分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执行。牧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至一比一。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苏木、乡、镇行政区域内的中央、自治区、盟市所属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多于所在行政区域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五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代表总名额中，工人、农民、牧民、其他劳动者、干部、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爱国民主人士、归国华侨和宗教界人士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在代表总名额中，共产党员和妇女代表，应有适当比例。
第十六条 聚居境内的蒙古族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蒙古族的总人口数不及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比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少二分之一。
对于上述规定，经过充分协商，基本取得一致，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超过这个法定比例也是可以的。
第十七条 散居的蒙古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八条 自治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比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少于二分之一。
第十九条 以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蒙古族、自治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具体名额，由设区的市、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条 选区大小按生产单位、企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和居住状况，以能产生一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二十一条 选区的具体划分
（一）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农村、牧区可按一个嘎查、村民委员会划分选区，也可按几个嘎查、村民委员会划分选区；苏木、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按分布情况单独或联合划分选区。
城镇原则上以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划分选区。人口较多的街道办事处可划分若干选区；人口较少的居民委员会可与邻近的居民委员会联合划分选区。
（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按一个独贵龙、村民小组划分选区，也可按几个独贵龙、村民小组划分选区。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按居民委员会、生产单位或企事业单位单独划分选区，也可按几个单位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二条 旗县、自治旗人民政府驻地在市区内的，其所属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只参加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二十三条 驻在苏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旗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只参加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四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凡年满十八周岁的选民，都要进行登记。每个选民只能登记一次。
年满十八周岁的年龄计算时间，应以当地选举日为截止日期。用农历计算出生日期的，应按公历换算出生日期。
第二十五条 各选区要抽调人员，建立若干选民登记小组，负责选民登记和汇总工作。
第二十六条 选民登记要作到合法、准确、不重、不漏、不错，使有选举权利的人能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不使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窃取选举权利。
第二十七条 无法行使选举和被选举权的精神病患者和呆傻人员，不列入选民名单，但必须由监护人、周围群众、所在单位或医疗机关证明，由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批准，报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八条 选民登记结束后，选民名单于选举日前三十天张榜公布。
选民小组对公布的选民名单要进行讨论。选民对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要认真研究，一般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不服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二十九条 选民名单确定后，发给选民证，公布选举日期和地点。
在投票选举前，对选民登记要进行一次清理，如有迁入、迁出、死亡等，应予补登或除名；如因特殊情况将原定选举日期推迟时，在推迟期间新增加的十八周岁选民，应予补登。
第三十条 下列人员应准予登记行使选举权利：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以上所列人员参加选举，由选举委员会和执行监禁、拘役、拘留或者劳动教养的机关共同决定。
第三十一条 因反革命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不予登记。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选举单位产生。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任何选民和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每一选民和代表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不得超过本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推荐时，应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由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四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单位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各方面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和各候选人情况，在选举日前二十天公布，并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讨论，民主协商，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
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前五天公布。
第三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汇总大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全体代表反复讨论，民主协商，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代
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但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六条 推荐到其他选举单位或选区的代表候选人，应征得所在单位多数选民的同意。
第三十七条 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不得调换或增减。
第三十八条 选举委员会应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要通过各种形式让代表候选人和选民见面，听取意见。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七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第四十条 旗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可按选区召开选民大会，也可设立一个或几个投票站，还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流动票箱。
第四十一条 旗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投票站或选举大会，由选举委员会委托的投票站和选区领导小组负责人主持。每一流动票箱都要委托二人以上负责。选举投票时间一般为一至三天。
第四十二条 选民要亲自到选举大会或者投票站投票。老弱病残和不能到会投票的，可向流动票箱投票。
选民在选举时间临时外出，不能回原选区参加选举的，经原居住地选举委员会认可，可书面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其他选民在原选区代为投票。
第四十三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
选举人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选举人对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所投票数，多于参加投票人数的无效，相等或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每张选票所选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相等或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五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选民或者选举单位的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少于规定应选代表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应在没有当选的代表候选人中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确认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第八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四十六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补选。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具体办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九章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四十八条 为保障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过程中，对有违法行为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章 其 他
第四十九条 本细则所规定的选民登记表、选民证、代表候选人选票和代表当选证等，都要用蒙、汉两种文字印制。
第五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级直接选举实施细则（试行）》即行废止。
1984年5月10日
内容提要: 从审级控制的进路消除民事案件的同案异判，有利于在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上制度性防范因自由裁量权规制不力而导致的权力寻租，使司法权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更接近宪政理念的实质要求。实现特殊民事案件的同案同判，须将其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实现一般民事案件的同案同判，须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和调适法定型发回重审。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会受到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和裁判文书说理制度之改进的影响。
作为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的子法，民事诉讼法负有促进宪法走向具体化的任务。作为与实体法相对应的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天然的具有保障民法实施的工具性价值。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与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共同要求民事司法权的运作应以“追求平等”为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在民事诉讼中，法律意义的平等与事实意义的平等亦不等同，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大或小且兼具客观性、长期性和可理解性的距离，但案情相同或相似的民事案件面对的裁判结果若截然相反或存在的差异超出一般人所能容忍的幅度，就会构成对法律平等保护民事主体原则的动摇与嘲讽，削弱宪法平等权的实际价值与保障力度。“具体个案是看得见的法典，摸得着的规则。公民通过个案中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纠纷和处理结果去感受法律、体会法律。如果只有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无实实在在的个案公正，或者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实际上便向人们传递着消极信息，法治原则将无法真正得到张扬，人们便无法通过前后一贯的案件信息，在头脑中形成法律行为与结果的稳定预期。”[1]在占法院受案量八成以上的民事案件中解决同案异判问题，可在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上做到同案同判，有利于在制度意义上防范因自由裁量权规制不力而导致的权力寻租，使司法权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更接近宪政理念的实质要求。具体的策略多种多样，其中审级控制的进路必不可少。
一、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
本文所指的特殊民事案件包括疑难复杂的民事案件、新类型民事案件和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民事案件，它们的社会关注度更高，更易引发影响性诉讼。对特殊民事案件的处理若出现同案异判的结果，会在更大的范围冲击“禁止差别，反对歧视”之平等保护观念的扎根与培育，会以更大的力量以点破面的削弱一般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可与尊重。
近些年来，最高法院多次通过司法解释以诉讼标的额为最重要的标准将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往下调整，致使各级法院的民事案件审理负担与其级别之间呈现出愈发严格的反比例关系，法院的级别越低，其民事案件审理负担越重。当前80%以上的民事案件一审任务由基层法院承担，中级法院对特殊民事案件进行一审的情况整体偏少，特殊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二审法院）很少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中级法院通常作为特殊民事案件之终审法院的级别明显偏低，这与较高级别的法院负有统一裁判标准以消除同案异判的组织性法定责任相背离。这种状况如得到长期的放任，将导致较高级别之法院的系统内监督职能和规训权威虚化，消解同案异判的行动会因此具有各自为战、缺乏团体理性和成果甚微的特征。
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制定司法解释和发布指导性案例是克服特殊民事案件处理中同案异判现象的既有制度安排，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均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1）第一审法院就个案向终审法院请示汇报，会实质性的影响其审判独立性，会造成两审终审制的形同虚设，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和司法制度的正当性会因此直接减半。经过多年的反思，案件请示汇报制的弊端几成共识。虽然相关的作法目前仍时有发生、彻底根绝仍尚需时日，但终审法院就个案作出答复受到了日趋严格的禁止或规范。也就是说，伴随着案件请示汇报制大行其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第一审法院通过案件请示汇报的途径获得特殊民事案件之处理思路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无奈之下的独自处理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即可产生同案异判的几率便会大增。（2）针对全国范围内很长时间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最高法院方可制定司法解释。可是，特殊民事案件涉及到的普遍性问题多是地域性的或是阶段性的，用制定司法解释的方法来应对，有“杀鸡动用牛刀”和“撒大网逮小鱼”的浪费之嫌。另外，司法解释为条文型法律渊源，滞后性、不周延性是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其制定亦需耗费一段不短的时间，这些均无法适应特殊民事案件的变动不居性和审限特定性。简言之，张力小、灵活性差的司法解释很难及时且针对性强的消解特殊民事案件中的同案异判。（3）审理特殊民事案件时，法院会经常碰到法律依据缺乏或模糊的情形，此时以法律依据为大前提的司法推理就无法顺利展开，在法典修改和司法解释制定难以指望时，担负“找法”任务且不得拒绝裁判的法院就会被迫的作出随意选择，导致裁判尺度无法统一。为缓解这一问题，作为法典和司法解释的补充物，应对更为及时和灵活性更强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引起了实务和理论层面的共同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案例指导规定》）在2010年11月26日的公布施行和最高法院首批指导性案例（共四个）在2011年12月20日的发布，虽然能够说明相关的制度建设已初具规模且遵循“少而精”的立场，但也透露出指导性案例从编选、推荐、报送、确定到发布整个过程的漫长。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对高级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之权力的排除与否定，必然造成最高法院对发布指导性案例之权力的垄断，最高法院对这种垄断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借助自下而上的案例报送，案例报送过程的耗时长短绝非最高法院可以控制。所以，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肯定无法很好的满足特殊民事案件的处理对时效性的起码要求。此外，《案例指导规定》第7条要求地方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但该条文基于指导性案例有别于英美法系的判例而没有对制裁后果进行规定，使之被界定为倡导性规范，地方各级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参考，但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直接予以援引，即指导性案例没有刚性的约束力，其对特殊民事案件处理中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规制留有不少可轻易予以软化的缝隙。
相形之下，为做到同案同判，把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更为可取。实行如此的管辖权向上转移后，特殊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最低是中级法院，第二审法院最低是高级法院，这样可充分调动高级法院在消除同案异判中的积极性、自主性，高级法院在特殊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及时作为除了能弥补制定司法解释和发布指导性案例在效率方面的不足外，还能可行性很高的保证类似案件之裁判尺度的省域统一，这后一好处在当前显得格外重要。“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治理策略和“大一统”的过往情结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法律适用成为迫切的追求，找到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同案异判的药方成为普遍性的作法，一定区域内经过实践总结出的应对经验被看成是“不上档次”或“格局不够”。谋求裁判尺度之全国统一的努力的功利性初衷值得肯定、可以理解，但它们对大国的区域差异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关注不够，不得不在全国行动的整体层面之外允许“例外”和“变通”的出现，时间一长“谋求裁判尺度的全国统一”就自然而然的形同虚设，成为难以实现的空谈口号。正是因为全国统一行动的策略导致消除民事案件同案异判的收效甚微，同一高级法院所辖范围内不同中级法院之间关于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协调机制的试行才会崭露头角。显而易见，这种试行机制的建立与维系成本不高，推行过程中遇到的省域内障碍容易克服，但会普遍性的导致消除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异判的责任主体级别过低，并会使对相关省际同案异判的消除寸步难行、束手无策。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有利于不同的高级法院在借鉴中级法院既有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良好的维系针对特殊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协调机制。这种进路不仅有助于同时做到特殊民事案件裁判尺度的省域统一和省际统一，还有助于极大的降低制度成本，因为高级法院的数量不到中级法院的十分之一、高级法院的智力资源与沟通协调能力整体上要远胜中级法院一筹。需要指出的是，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较高级别法院的审理负担以及起初阶段的适应困难，但性价比很高的此举在实现同案同判方面的更大收益应被放到首要位置予以考量。
二、一般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事由有事实性事由和程序性事由之分。其中，前者表现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种情形；后者表现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一种情形。针对事实性事由，第二审法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拥有自主选择发回重审或改判作为结案方式的法定权利，发回重审不是第二审法院的唯一选项，此类发回重审被称之为裁量型发回重审。针对程序性事由，第二审法院负有“必为”的法定义务，只能以发回重审作为结案方式，此类发回重审被称之为法定型发回重审。
具有同样的事实性瑕疵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就一般民事案件做出的一审判决会因为裁量型发回重审的存在而面临霄壤之别的外在评价，因为此时“改判”意味着“肯定有错”、“发回重审”意味着“可能没错”。具有不同的程序性瑕疵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就一般民事案件做出的一审判决会因为法定型发回重审之事由的主观色彩浓烈而面临相同的命运，因为此时程序性瑕疵可否容忍的认定标准实难把握。由此可见，既有的制度设计如不加以改进，其对同案异判的诱发力就很难得到平抑。笔者认为，发回重审制度的理性改进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
从“查清事实后改判”的立法用语来看，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出现时，第二审法院选择改判须以“查清事实”为前提条件。如此立足文义的规范解释很容易给人错觉，即第二审法院针对此两种情形发回重审无须做到“查清事实”。然而，第二审法院得出一审判决存在事实问题的结论必须经过对比性的判断，而这种在后的对比性判断理应以在前的“查清事实”为参照基点。否则，第二审法院的认定就失去了依据正当性和逻辑自洽性。由此可知，针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第二审法院选择发回重审抑或改判都得具备“查清事实”的前提。“人们不能在这一对诉讼人之间以这种方式决定案件，而在另一个类似案件的另一对诉讼人之间又以相反的方式做出决定。”[2]依同案同判之“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类似情况类似对待”的基本要求，既然一审判决之问题皆属事实性瑕疵、“查清事实”的同样前提都已具备，第二审法院针对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就不应给出不一样的评价。
针对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若第二审法院选择了发回重审，就会导致当事人因为重审程序的经历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就会导致当事人因为先前程序的经过而没有得到吸收或排解的不满继续淤积，进而就会使得当事人藉由诉讼来化解民事纠纷的意愿减弱，当事人起初对国家司法制度的信心亦会因此丧失；若第二审法院选择了改判，当事人之间已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会得到尽快的修复，当事人在重审程序中付出的代价就会因为二审程序对一审程序之监督功能的及时发挥而得以避免，当事人在个案中对效率的正当追求就会得到更好的满足。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对于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改判的方案可让当事人获得更大更好的程序利益，而发回重审的方案除极大贬损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外，还为第二审法院借口事实性瑕疵的认定标准缺乏具体性与可操作性而滥用发回重审权提供了空间。为克服裁量型发回重审的种种弊端，2002年4月15日最高法院以法释（2002）24号的名义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第1条专门把第二审法院将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次数一律限定为一次；2010年12月28日最高法院以法发（2010）61号的名义公布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1款特别把第二审法院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次数较法释（2002）24号有所松动、略显退步的规定为“原则上一次”。虽然司法解释的相关设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民事诉讼法》对裁量型发回重审的次数未作明确规定而产生的不足，但这些固守法院本位主义的努力还是无法根绝裁量型发回重审的任意性，同案异判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受到贬损的现象还是一如既往的缺乏刚性约束。司法实践中，裁量型发回重审已长时间的沦为很多二审法官减少案件实体处理工作量或规避涉诉信访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在裁量型发回重审的弊端远盖过其制度收益的局面迄今无法扭转的当前，既然第二审法院在续审制的审级关系模式下拥有认定事实的合法权力，那么刻不容缓的明智作法应是在有效保障当事人之审级利益的基础之上，取消裁量型发回重审，明确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于具有事实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只能进行改判。唯如此，才能确保第二审法院一视同仁的审查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和存在法律适用问题的一审判决，才能确保当事人在针对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拥有对第二审法院之结案方式的确定预期，也才能确保第二审法院对存在事实问题的一审判决提供出符合宪法之平等保护要求的应对方案。
（二）调适法定型发回重审
法定型发回重审以“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为唯一事由，采概括性的主观判断方法，难以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解释出现。不严格遵守强行性规范显然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但在法律没有明文授权时对任意性事项作出处分和违背训示性规范是否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出现这一短期内难以统一答案的问题，固然与程序安定原理没有得到透彻的领悟有关，但与立法用语的粗疏也不无很大关系。“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不足以单独成为法定型发回重审的事由，还须加上“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这一结果性配件。如此的设计被指责为“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这种指责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倡导程序公正以来就从未停息。再者，第二审法院对“可能影响”的主观性标准把握难以统一，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致使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与结果均相差无几的一审判决面对不同的评价，甚至致使“违反法定程序严重的一审判决因不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而未被发回重审，违反法定程序轻微的一审判决却因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而被发回重审”的倒挂怪状出现，第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由此得到放任、纵容与变相的鼓励。因此，为实现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法定型发回重审制度理应进入检讨与重构的视野。
高桥宏志认为：“发回一般适用于控诉审考虑到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并认为由一审进行审理较为合适的情形，可分为必须发回和任意发回两种情形。所谓必须发回，是指当控诉审撤销驳回原告之诉的原判决时，必须将案件发回一审的情形。”[3]我国民事诉讼当前实行两审终审制，案件的实体性问题在没有严重程序性瑕疵的前提下能够得到两级法院的实质性审理，此为当事人所享有的审级利益。当存在违背强行性规范和法无明文规定而擅自处分任意性事项的情形时，第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实体性问题进行的实质性审理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与未进行实质性审理没有本质区别，发回重审的必要性已然具备、无法忽视。当存在开庭前就证据较多或复杂疑难的案件不组织证据交换、逾期送达、审判人员未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等违背训示性规范的情形时，第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实体性问题所进行的实质性审理虽有瑕疵，但无害于当事人所享有的审级利益，发回重审将有损于程序安定和诉讼效率，理由在于，“与效力规范不同，训示规范多是鼓励性规定，严格遵守固然有其必要，但是如未遵守，其诉讼法上的效力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不得在事由以违背训示规范为由，要求撤销已实施的诉讼行为或已进行的诉讼程序。”[4]不加区分的把存在程序性瑕疵的一审判决均发回重审的作法，的确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提升程序公正的地位，但从长远看，这种具有表层性、肤浅性、极端性的提升会过犹不及的影响一般公众对程序公正的普遍认可，会大面积的诱使“不同的程序性瑕疵，同样的制裁方法”现象产生，加剧审级控制视域内的同案异判。
废止法定型发回重审制度是类似于因噎废食的畏难之举，对其予以合理改进方是可取之路。借助具体列举与抽象概括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来促成法定型发回重审之适用事由的客观化无疑是改进尝试中的首要之选。在这一方面，最高法院在1992年颁布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就早已有所作为。其第181条将法典中“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这一事由解释为“审判人员及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普通程序中未经传票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三种情形和“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四种情形。前三种情形的具体性便于第二审法院轻易作出明确的认定。最后一种情形的兜底性要求第二审法院在认定足以导致发回重审的一审程序性瑕疵时须参照前三种情形，尽管这种借他者之具体性的映照来克服兜底情形之抽象性的企图不能对第二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形成足够的遏制且实际效果亦不理想，但其从用语上摈弃了法典中以实体处理的结果回溯认定一审程序违法的主观标准，并为严重程序性瑕疵与轻微程序性瑕疵的区分提供了规则层面的例证。人类认知能力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具体列举所有的严重程序违法情形极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如下次优途径的匮乏：以程序规范的分类为基础，立足于司法统计的数据分析和第二审法院审判经验的专项总结，寻找出与再审事由之数量规模不相上下的严重程序性瑕疵的常发样态并将其逐一规定，辅之《民诉意见》第181条那般但通常不得适用、仅为表征规则之灵活性的兜底设计。
三、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限度
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以上诉案件的形成和第二审程序的经历为必要条件，其可能取得的效益在规模上取决于一审裁判文书可上诉的比率和第二审程序启动的次数。第一审法院判决结案的比例越高，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用武之地就越大，反之亦然。以“案结事了人和”为指向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自2002年以来一再被重申，调解结案和撤诉结案受到第一审法院的高度青睐，调解撤诉结案率不断攀升并获得了相对于判决结案率的明显优势，被排除可上诉文书范围之外的民事诉讼调解书和准予撤诉的裁定书蔚为可观，第二审程序的非必经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民事案件在经历第一审程序之后演变为上诉案件的比例相应大幅度减少。另外，为细分第一审程序以使审理程序具备针对不同民事案件的适应性，力争做到“小微案件快速审、简单案件简易审，复杂案件普通审”，实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程序已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会借助民事诉讼法典的再次修改而很快走入司法实践。小额诉讼程序全国适用率平均达30%的立法预期将会增加两审终审制之例外情形的数量，降低两审终审制的涵摄力，更多的一审判决将具有不可上诉性。简而言之，民事案件同案同判之审级控制的覆盖面当前已明显受到民事诉讼调解复兴的影响，将来还会受到小额诉讼程序大规模适用的冲击；即便不考虑当事人基于诉讼成本、上诉风险、维权策略等因素而可能产生的不上诉之意愿，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与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之间呈现的此消彼长态势决定了不能高估其在基本面上的作用。
无论是以改判的形式抑或以发回重审的形式来实现对一般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第二审法院都得以说理充分的文书作为载体。历经多年的倡导与鼓励，第二审法院的裁判文书中“不敢说理，不愿说理，不善说理”的状况得到些许改观，但笼统说理时至今日仍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其对第一审法院的指引仍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致使第一审法院对其裁判中存在的瑕疵难以形成明确的认识，第一审法院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时仍然会不知所措、故错重犯。二审裁判文书阐明理由不到位，会使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以自我抵销、自我毁坏的方式给人浅尝辄止的印象和隔靴搔痒的感觉。裁判文书“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社会的，是要为纠纷之解决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证明，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后来的类似案件处理提供一种导引”[5]。除非尽快配套以良善的裁判文书说理制度，否则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之难尽如人意的状况将一如既往。与此相关的改进需注意如下两方面的问题：（1）要尽量尊重第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当两级法院的分歧只聚焦于自由裁量事项，第二审法院原则上不能以自己的判断取代第一审法院的判断，除非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为第二审法院不拥有优越于第一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更何况此时的改判不仅会严重挫伤第一审法院的积极性，而且会由于无法做到理由充分的说服而造成“案结事不了”的结果。（2）说理要公开但不宜过细。目前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不是载于当事人可以获得的裁定书中，而是载于附送给第一审法院但当事人无法获得的内部指导函中。当事人无从知晓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其对重审程序中裁判结论的形成也就无法施加相应的积极影响，这不符合程序多方参与性原理的起码要求，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在此得到轻视。根除秘密附送内部指导函的潜规则，方可符合程序正义的确保裁定书成为第二审法院阐明发回重审之具体理由的唯一载体。另外，第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阐明具体理由时，既不能像过去及当前一样过于笼统，也不能矫枉过正的过于详细，要在促进审级监督和维护第一审法院审判独立之间取得平衡，要特别申明第一审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载明的具体理由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不管第一审法院是否接受，当事人对经由重审程序作出的裁判文书又提起上诉的，即使先后存在的瑕疵不同，第二审法院也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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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建军：《同案同判的宪政意义及其实证研究》，《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第134页。
[2]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页。
[3] [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462页。
[4] 邵明：《现代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5]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出处:《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内蒙古自治区选举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选举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4年5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三章 代表名额和分配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七章 选举程序
第八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十章 其 他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细则。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本细则的规定办理。
第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要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保障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设区的市、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驻军选举产生。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所辖区、旗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市辖区、旗县人民代表大会只选举出席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选举出席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席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产生。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四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五条 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苏木、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上一级选举委员会指导下一级选举委员会的工作。
第六条 旗县级选举委员会由十一人至十九人组成，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由五至十一人组成，经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第七条 选举委员会的职权：
（一）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
（三）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审诉；
（四）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规定选举日期；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七）按规定格式印制登记表和选民证；
（八）做好本级选举工作的总结。
第八条 各选区设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派出机构，由五至七人组成。
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训练选举工作人员，组织选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本细则，进行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组织选民酝酿、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按选举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组织选民投票选举。
第九条 每一选区可划分若干选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负责选举工作。
城镇街道按居住状况设选民小组，较大的厂矿、机关、学校，按工段、车间、科室、班组设选民小组。
第三章 代表名额和分配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八百人至一千人。具体名额和分配，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二百人至五百人。具体名额和分配，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二条 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不足二十万的，选代表九十五人至二百零五人；人口超过二十万不足三十万的，选代表二百零五人至二百五十五人；人口超过三十万不足五十万的，选代表二百五十五人至三百零五人；人口超过五十万的，选代表三百零五人至三百
八十五人，最多不超过四百五十人。
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不足十万的，选代表三十五人至七十五人；人口超过十万不足五十万的，选代表七十五人至二百五十五人；人口超过五十万的选代表二百五十五人至四百五十五人。
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三十五人至三百五十人。
第十三条 苏木、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人口在五千以下的，选代表三十人至六十人；人口在五千至一万的，选代表六十人至八十人；人口在一万至二万的，选代表八十人至一百人；人口在二万以上的，选代表一百二十人。
第十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城镇和农村代表名额的分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执行。牧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至一比一。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旗县、自治旗、苏木、乡、镇行政区域内的中央、自治区、盟市所属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多于所在行政区域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五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代表总名额中，工人、农民、牧民、其他劳动者、干部、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爱国民主人士、归国华侨和宗教界人士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在代表总名额中，共产党员和妇女代表，应有适当比例。
第十六条 聚居境内的蒙古族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蒙古族的总人口数不及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比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少二分之一。
对于上述规定，经过充分协商，基本取得一致，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超过这个法定比例也是可以的。
第十七条 散居的蒙古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八条 自治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比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少于二分之一。
第十九条 以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蒙古族、自治旗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具体名额，由设区的市、旗县、自治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条 选区大小按生产单位、企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和居住状况，以能产生一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二十一条 选区的具体划分
（一）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农村、牧区可按一个嘎查、村民委员会划分选区，也可按几个嘎查、村民委员会划分选区；苏木、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按分布情况单独或联合划分选区。
城镇原则上以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划分选区。人口较多的街道办事处可划分若干选区；人口较少的居民委员会可与邻近的居民委员会联合划分选区。
（二）苏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按一个独贵龙、村民小组划分选区，也可按几个独贵龙、村民小组划分选区。
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按居民委员会、生产单位或企事业单位单独划分选区，也可按几个单位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二条 旗县、自治旗人民政府驻地在市区内的，其所属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只参加旗县、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二十三条 驻在苏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旗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只参加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苏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四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凡年满十八周岁的选民，都要进行登记。每个选民只能登记一次。
年满十八周岁的年龄计算时间，应以当地选举日为截止日期。用农历计算出生日期的，应按公历换算出生日期。
第二十五条 各选区要抽调人员，建立若干选民登记小组，负责选民登记和汇总工作。
第二十六条 选民登记要作到合法、准确、不重、不漏、不错，使有选举权利的人能依法行使选举权利，不使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窃取选举权利。
第二十七条 无法行使选举和被选举权的精神病患者和呆傻人员，不列入选民名单，但必须由监护人、周围群众、所在单位或医疗机关证明，由苏木、乡级选举委员会批准，报旗县级选举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八条 选民登记结束后，选民名单于选举日前三十天张榜公布。
选民小组对公布的选民名单要进行讨论。选民对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要认真研究，一般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不服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二十九条 选民名单确定后，发给选民证，公布选举日期和地点。
在投票选举前，对选民登记要进行一次清理，如有迁入、迁出、死亡等，应予补登或除名；如因特殊情况将原定选举日期推迟时，在推迟期间新增加的十八周岁选民，应予补登。
第三十条 下列人员应准予登记行使选举权利：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以上所列人员参加选举，由选举委员会和执行监禁、拘役、拘留或者劳动教养的机关共同决定。
第三十一条 因反革命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不予登记。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选举单位产生。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任何选民和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每一选民和代表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不得超过本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推荐时，应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由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四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单位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各方面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和各候选人情况，在选举日前二十天公布，并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讨论，民主协商，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
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前五天公布。
第三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汇总大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组织全体代表反复讨论，民主协商，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代
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但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三十六条 推荐到其他选举单位或选区的代表候选人，应征得所在单位多数选民的同意。
第三十七条 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不得调换或增减。
第三十八条 选举委员会应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要通过各种形式让代表候选人和选民见面，听取意见。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七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第四十条 旗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可按选区召开选民大会，也可设立一个或几个投票站，还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流动票箱。
第四十一条 旗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投票站或选举大会，由选举委员会委托的投票站和选区领导小组负责人主持。每一流动票箱都要委托二人以上负责。选举投票时间一般为一至三天。
第四十二条 选民要亲自到选举大会或者投票站投票。老弱病残和不能到会投票的，可向流动票箱投票。
选民在选举时间临时外出，不能回原选区参加选举的，经原居住地选举委员会认可，可书面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其他选民在原选区代为投票。
第四十三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
选举人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选举人对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所投票数，多于参加投票人数的无效，相等或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每张选票所选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相等或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五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选民或者选举单位的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少于规定应选代表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应在没有当选的代表候选人中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确认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第八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四十六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补选。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旗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具体办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九章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四十八条 为保障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过程中，对有违法行为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章 其 他
第四十九条 本细则所规定的选民登记表、选民证、代表候选人选票和代表当选证等，都要用蒙、汉两种文字印制。
第五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级直接选举实施细则（试行）》即行废止。
1984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