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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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01)1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务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支持中央各部门机关后勤体制的改革，经国务院批准，现对中央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机关服务中心）体制改革后有关税收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机关服务中心为机关内部提供的后勤保障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在2005年12月31日之前暂免征收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
二、对机关服务中心为机关以外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应依照国家统一规定纳税。
三、机关服务中心以安置分流人员为主开办的经济实体从事经营、服务活动，可享受国家统一规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所属机构、中央党校、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台联、中国记协以及地方省级党委、人大、政协等机关后勤体制改革后，可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2001年1月1日起执行，具体执行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200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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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诉交易：在正义与效率之间
摘要：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国外广为适用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从其诞生起，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一项重要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而我国能否借鉴或引进辩诉交易，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为此，本文从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来探析该制度的概念、实质及历史沿革，以及西方主要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从现实需求及辩诉交易制度蕴含的价值内核，分析并主张我国引进该制度以及如何引进。
关键词：辩诉 辩诉交易 正义与效率
引言
效率与公正，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两大目标。现代刑事诉讼在追求公正这一永恒价值目标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效率价值。公正与效率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已然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但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改革路径选择上存在目标设定优先序列的问题。我国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围绕刑事诉讼改革展开了诸多讨论。在刑事诉讼目标优先选择上存在争论。因此，本文拟立足近几年争议较多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分析探讨，用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以求能找到平衡现代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二者的支点，更好地推进当代司法改革和现代法治建设。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实质及历史沿革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和实质
辩诉交易亦称诉讼协商、诉讼协议等，其是指检察官和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交易，检察官以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①。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个刑事诉讼程序在部分国家存在，始创于美国，以美国的刑事诉
① 法学权威著作《布莱克法律辞典》则将“辩诉交易”定义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民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讼法律规定为典型。
作为一项司法制度，辩诉交易的实质在于，检察官以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为有利条件，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交易一旦达成，被告人就自愿放弃了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机会，作为补偿，被告人基本上也可以得到检察官允诺的指控和量刑。辩诉交易的启动权由检察官掌握，但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取决于被告人的主观愿意。通常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充分考察双方证据、检察官的能力及被告人可能面临的命运等因素之后，决定是否与检察官进行协商，以认罪的能力及被告人可能面临的命运等因素之后，决定是否与检察官进行协商，以认罪为被告人获得轻的控罪或较轻的量刑，同时也考虑尽快地结束被诉状态，以尽可能减轻被告人的精神压力和名誉、经济上的损失。
总之，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就是，在控辩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各自的实体权利（力）进行处分，进而达到终止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结果。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沿革
辩诉交易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而在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刑事案件就已经开始出现辩诉交易。随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犯罪率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刑事案件成倍上升，案件积压严重。为了在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及时结案，辩诉交易制度得以广泛采用。但在早期，辩诉交易仍处于“地下状态”——其以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直到19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合众国”一案中，才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而在实在法上，美国在1974年对其《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进行修改时，明确地将辩诉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确立了下来，从而使辩诉交易最终制度化和法典化。目前，辩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占据了美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联邦各州约有90%的案件都是通过辩诉交易方式解决。很好地解决了当今美国犯罪率高、监狱人满为患，刑事诉讼程序花费惊人等现象。著名的“李久和泄密案”、“徐振东引渡案”，最终也都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
辩诉交易滥觞于英国，在美国发展、确立、壮大。如今，随着现代人权观
念的进步和民主、科学诉讼的发展，辩诉交易已冲破两大法系的藩篱，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司法体系中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二、辩诉交易在西方：比较法的视角
（一）美国概况
辩诉交易制度，自1974年美国对其《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修改之际被确立以来，在美国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制度解决的，经辩诉交易制度解决的刑事案件已占据了所受理刑事案件的大部分。在这里，虽然美国法律充分尊重辩诉双方的自愿交易，但这种讨价还价还必须在明确的规则之下进行。第一，检察官在提出辩诉交易之前，必须考察案件是否具有进行交易的适当性；第二，开庭时，法官一定要通过起诉认否程序，确认被告人是否自愿与理智；第三，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法官即可直接据此定罪量刑，不再举行复杂正规的审判程序；第四，法官一般不参与任何辩诉交易的协凋过程。法官如果审查认为辩诉交易有违宪法和法律，法官可以拒绝承认，并决定开庭审判。
（二）意大利概况
大陆法系国家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并结合职权主义审判特征，加以改造的典型例子，就是意大利的依法事人请求运用刑罚的程序。这是意大利1988年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置的一种新的程序。即在宣布开展第一审法庭审理之前，被告人和检察官可以要求法官按照双方协议的刑罚种类和标准适用替代性刑罚或者减轻财产利、监禁刑，法官即以判决的形式确认。这种程序进行的前提的：检察官已掌握充分的有罪证据，双方就被告人有罪这一点不存在争议。由于这一程序在很大程序上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因此，又被称为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程序。
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在借鉴美国辩诉交易的同时，又接合大陆法系国家的特点作了一些限制，1、只能对较轻微的犯罪案件适用，减刑后仍要判处两年以上的，不能适用这一程序。2、控辩双方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更不能为减轻刑罚而降格指控。3、最高减刑幅度不能超过法定刑的三分之一。4、如果检察官不同意进行认罪交易，法官也可以直接接受被告人提出的适用刑罚的要求。法官也可以根据对书面材料的审查结论而宣布被告人无罪。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控辩双方的自由处置权受到一定限制，双方协商余地没有美国辩诉交易那么灵活。这既是对辩诉交易可能引起的负效应的一种规避，同时也是对职权主义审问式程序特征的保留。
（三）德国概况
德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类似辩诉交易的“诉讼协商”制度。除了检察官可以与辩护律师就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达成协议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之外，法院也可以在开庭审查白领、毒品、税收、环境犯罪等复杂案件时，以量刑上的让步或撤销数罪中的一向指控来换取有罪供述。与意大利的改革始自立法不同，德国的“诉讼协商”制度创新来自于实践。目前，诉讼协商已在德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通过最高审判机关的判例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认可，并已形成了交易的详尽规则。
（四）英国概况
20世纪70年以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正在被广泛地实践。1、在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如果被告人同意有罪答辩，检察官可以减轻指控并不能建议法官施加特别的量刑，2、审判前或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也可以与法官之间交易。英国上诉院认可了这种交易并提供了指导，与法官交易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均应在场，一般来说，假如被告人作有罪答辩，量刑将减少1/4至1/3。不过，受到诸多限制，法院并不一定接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而且量刑的幅度完全由法官决定，并没有美国那种完全意义上的辩诉交易。
（五）加拿大概况
加拿大也规定了辩诉交易程序。但它只适用于一定范围之内的罪，根据加拿大《刑事法典》第801条、787条的规定，所犯的罪在2000加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者二者并处，才能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另外法院还审查是否基于最有利于被告考虑并不因此悖于公共利益。在这些诸多条件下，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可以对被告人不定罪，而从裁定免除其刑事责任。
（六）其他国家、地区概况
此外，法国、俄罗斯、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移植了辩诉交易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比较法的视角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辩诉交易制度以其简易、高效等优点纷纷被许多国家所仿效，根据本国国情确定了辩诉交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对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探索
自2000年以来，我国法学界就比较广泛地开展了对美国实行的辩诉交易能否借鉴的研讨。2002年4月1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我国首次采用“辩诉交易”的形式，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①。自从《法制日报》报道后，更引起了法学界及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纷纷对我国现阶段应否和能否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展开激烈而理性的探讨与争论。为了探讨、论证辩诉交易制度之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意义，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于2002年8月13—17日在贵阳召开年会。与会学者围绕2002年4月11日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我国第一例适用辩诉交易案件，集中研讨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制度设计等问题②。理论界主要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缓行说三种观点，并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进了辩诉交易提高了司法效率而是否是损害和牺牲了正义；二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能否交易；三是我国目前的国情与刑事诉讼体制是否适宜引进辩诉交易制度。
（一）辩诉交易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是否损害和牺牲了正义。
正义是司法的生命。“辩诉交易在美国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如潮的批评，公众普遍认为，辩诉交易是‘出卖’正义，有些被告钻法院承办案件超量的空子要软骨头的公诉人和法官减少对他们的指控或量刑。特别是辩诉交易明显而直接的影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逍遥法外，因为法院没有审判他们，给他们量刑，把他们关起来。”③辩诉交易实现的是较高层次的公正，是相对的公正，而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罗尔斯也指出：刑事诉讼程序也即这么一种程序。有罪必
罚，无罪开释，这是每个公正的社会都希望达到的公正结果。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设计程序规则，我们都不可能总是达到这么一个结果，现实中的司法程序总是难免带来些错误的裁判与判决。
① 郭毅：《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2002年4月29日。
② 陈光中：《辩析交易在中国》第1页。
③ [美]弗来彻：《公平与效率》，载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①辩诉交易的内在价值追求是效率，即动态的公正。解决辩诉交易的关键在
于突破一个观念的误区：公正能否讨价还价？公正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判决的形成是一个实体公正经程序公正修正的过程。真正的公正既讲求确认的事实无误，更要讲求刑事责任追究的及时和迅速。“对刑事被告的延迟审问将会由于使之遭受命运的延期不确定性而陷入困境，而且这种延迟也会由于降低所有贴现率为正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而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②时间的消逝会消解刑罚对个体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导致人们法律信赖的动摇与对法律程序的失望。不兼顾效率的强求公正最终只能导致刑事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社会中各种民事和刑事冲突纠纷急剧增加，社会对司法活动这种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而我国的司法制度由于经费、人员不足，早就无法满足这种迅速增加的社会需要，而成为资源稀缺③。现在问题严重的超期羁押现象，突出表现了许多案件无法得到公正而及时的处理。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刑事诉讼的效率问题。保证公正前提下对效率的高度容纳。追求效率也是为了正义。正是因为如此，最高法院把公正和效率作为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
（二）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能否交易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已确立了普通程序简审，这就是一种程序上的交易。程序可以交易，实体为何不可以？而且辩诉交易所体现的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即政府和个人的对抗，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通过蕴涵平等价值理念的契约机制来协商解决。辩诉交易中蕴含的平等自由的契约观和传统的专权、专政相比，其特点就在于真正实现参与者的主动性，体现对人权的尊重。这对于改造我国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革除传统刑事诉讼中专政与被专政、追究与被追
究的诉讼理念，构筑民主法制化刑事诉讼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另外，现代刑法理论认为：“承认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把犯罪人改造成为新人，复归社会是真正的最高的人道主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关于印发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的通知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以及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件精神，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民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中医药发〔2007〕48号）的各项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现制定2010年至2012年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一、推进民族医医院基础条件建设
（一）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合理规划发展民族医医疗机构。民族地区试点城市根据公立医院改革的总体要求，在开展公立医院布局与结构调整工作时，将政府举办的民族医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未经省级卫生、民族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不撤销、不合并、不改变民族医医院的性质。尚未设置民族医医疗机构的民族地区，各级卫生、民族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设立民族医医院或民族医门诊部。
（二）加强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安排专项资金有计划加强现有政府举办的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切实改善就医条件。对已经纳入国家民族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的民族医医院、纳入地市级以上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民族医医院以及纳入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县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民族医医院，按照项目建设要求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吉林省延边朝医医院建设、新建四川省藏医医院。
在民族医医院改扩建时，重点加强民族医药特色优势突出的临床科室基础条件建设，配备现代诊疗设备及中医、民族医诊疗设备，在环境形象上体现民族医药文化风格与特色。
二、加强民族医医院内涵建设
（三）加强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完成第一批10所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的基础上，遴选10所民族医医院开展第二批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建成一批民族医特色突出、专科优势明显、临床疗效显著、管理规范科学、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重点民族医医院。
（四）继续开展民族医专科（专病）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完成已确定的48个民族医重点专科（专病）项目建设基础上，再遴选30个民族医专科（专病）进行重点建设。梳理民族医重点专科（专病）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加以推广。
（五）建立民族医医院考核评价制度。结合各民族医的特点，制定民族医医院评价标准，逐步建立鼓励民族医医院保持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的考核评价制度。
三、发挥民族医药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优势与作用
（六）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民族医科建设。通过实施国债项目乡镇卫生院建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在民族聚居区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民族医科，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七）配备基层民族医药人员。民族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通过免费订单定向培养、民族医师带徒、向社会招聘等方式，为民族地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民族医药人员。
（八）筛选推广民族医药适宜技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140项民族医药适宜技术筛选研究工作。开展基层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能力建设。民族地区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根据当地实际，遴选民族医药适宜技术纳入本地区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目录，编写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手册，分类分层推广民族医药适宜技术。
（九）落实对基层民族医医疗机构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在城市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级医院、东部地区三级医院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县级医院时，将民族医医院纳入对口支援范围，通过组派城市医师到民族地区基层临床带教，安排民族医药人员进修及跟师学习等形式，提高农牧区民族医药人员服务能力；组织民族医医院和综合性医院民族医科开展对农牧区医疗机构民族医药的业务指导工作，采取培训、技术合作、巡回医疗等方式，提高农牧区民族医药服务能力。
（十）提高综合医院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民族地区省级综合医院应当设立民族医科，有条件的其它综合医院应设立民族医科。民族地区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要支持综合医院民族医药业务建设，将综合医院纳入民族医药专科（专病）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项目实施范围，将综合医院民族医药工作纳入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创建范围。
四、加强民族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十一）实施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专项。加强高层次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实施全国名老民族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民族医药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加强农村、社区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鼓励民族医药人员参加民族医药技术骨干培训、乡村医生民族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和城市社区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规范化培训；鼓励在职的中医药、西医药人员积极学习民族医药知识与技能。
（十二）继续加强民族医药院校教育工作。鼓励和扶持民族地区举办高等民族医药教育，创造条件独立设置民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要设立民族医药学院，或设立相应的专业、专业方向；有条件的高等医学院校积极开展民族医药专业研究生培养。建设好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完成新版蒙医药本科规划教材编写、出版工作，继续组织开展维医药、壮医药本科教材等一批民族医药教材的编写工作，逐步完善民族医药教材体系。
（十三）加强民族医药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将依托各民族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一批民族医药继续教育示范基地。民族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民族医药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民族医药资源，建立省级、地市级、县级民族医药继续教育基地。
（十四）完善民族医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进一步完善藏、蒙、维医等民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标准和方法，开展傣、朝、壮医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体现民族医药专业特点，注重能力和业绩，充分调动民族医药人员的积极性。
五、加强民族医药发掘继承和科研工作
（十五）加强民族医药继承创新基地建设。继续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民族医）建设，参照国家基地建设的目标要求，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广西等民族地区建立省级民族医临床研究基地，同时建立一批民族医重点研究室。
（十六）加强民族医药专家经验传承研究。做好20位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医技医法、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的传承研究。加快整理继承一些濒临失传的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和方法。建立20个名老民族医工作室。
（十七）组织开展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和抢救发掘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150部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校勘、注释、出版工作，完成仫佬族、阿昌族、哈尼族、怒族、布朗族、傈僳族、德昂族、鄂温克族等民族医药常用医技医法、习惯用药、秘方验方、养生保健方法等医药知识、文献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开展独龙族、京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将其中重要著作汉译出版；组织编著民族医药文献目录；开展哈尼族、哈萨克族、仫佬族等民族医理论整理研究。
（十八）强化民族医药临床应用研究。做好藏、蒙、维等民族8个优势病种的临床评价研究和傣、朝、壮等民族特色诊疗技术的规范化研究。针对民族地区常见病、多发病，开展民族医10—15个病种的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开展民族医“治未病”研究。
（十九）组织开展民族医药特殊炮制技术和传统制剂技术研究。继续做好藏、蒙、维、傣、朝、壮、瑶、彝、土家等民族特有药材或有毒药材的炮制工艺研究，阐释炮制原理。开展传统制药工艺的评价研究，优化工艺，鼓励民族药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开展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辅料的应用与开发。
（二十）开展民族药资源调查、保护与利用和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开展本辖区内民族药物资源情况调查研究，编制民族药志。加强民族药品种保护，促进民族药质量提高；支持民族药资源基地建设，积极推行民族药药材GAP实施工作，鼓励民族药材规范化种植，保证民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对资源紧缺的民族药药材，要逐步解决替代品和发展种植、养殖。加大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和宣传力度，制定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策，积极申报世界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做好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
（二十一）加强民族医药标准化基础条件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快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筹建全国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全国遴选建设一批民族医药标准化研究中心和实施推广示范单位。加强对民族医药专家标准化知识的培训。
（二十二）研究和制定一批民族医药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民族医药名词术语等标准的制定，完成一批藏、蒙、维、壮、瑶等民族医药常见病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制定。支持《蒙医护理标准》等一批民族医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修订藏、蒙、维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二十三）加快民族药标准建设。将民族药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作为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的重点工作之一，分批对卫生部颁布的藏药、蒙药、维药标准进行修订和提高；完成300种藏药、蒙药、维药及药材标准的提高工作；指导民族地区建立和完善民族药药材标准，制定和修订体现民族药特色的炮制规范；鼓励和引导民族药生产企业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民族药标准研究提高工作。
七、完善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政策
（二十四）建立完善民族医药从业人员执业准入制度。继续完善藏、蒙、维、傣、朝、壮医国家医师资格考试；鼓励符合条件的藏、蒙、维、傣、朝、壮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研究制定其他民族医医师资格考试开考标准。制定中医类别医师注册进行民族医执业的实施办法。将农村具有民族医药一技之长的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开展民族药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可行性调研，不断完善执业药师资格制度。
（二十五）积极落实民族医药医疗保障优惠政策。民族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在制订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时，考虑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作用，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医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医诊疗项目及民族药（包括饮片、成药、医院制剂）纳入相应的目录，适当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民族医药服务的报销比例。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用药目录》中增加民族药品种目录。
（二十六）扶持民族药的开发与使用。完善民族药注册管理，遵循藏、蒙、维等民族药的研制规律和特点，保证上市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民族药的研制应符合本民族医药理论，申请生产民族药的企业应具备相应的民族药专业人员、生产条件和能力。民族药品种的技术审评工作，应以民族医药专家审评为主，充分发挥民族医药专家的作用，突出民族药特点；增加国家药典委员会民族药委员和民族医药审评专家；指导民族地区加强对民族药研制技术和评价标准的研究，切实保证藏、蒙、维等民族药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引导和扶持民族药企业加强与民族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民族药研发合作。
（二十七）规范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管理。各民族地区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根据民族医药理论特色，尊重民族医用药传统和习惯，结合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的特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注册规定，规范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注册管理；会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在本辖区内指定的民族医医疗机构和综合性医院民族医科之间调剂使用的具体政策。支持一批民族医药特色明显、临床使用安全、疗效确切的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的开发。
（二十八）加强对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专项；鼓励其他民族地区制订政府层面的民族医药振兴计划。国家民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支持。
（二十九）加强民族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医药与周边国家的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继续拓展广西壮瑶医药与东盟间的合作与交流领域，定期举办“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充分发挥民族医药学术团体的作用。
摘要：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国外广为适用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从其诞生起，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而成为一项重要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而我国能否借鉴或引进辩诉交易，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为此，本文从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来探析该制度的概念、实质及历史沿革，以及西方主要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从现实需求及辩诉交易制度蕴含的价值内核，分析并主张我国引进该制度以及如何引进。
关键词：辩诉 辩诉交易 正义与效率
引言
效率与公正，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两大目标。现代刑事诉讼在追求公正这一永恒价值目标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效率价值。公正与效率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已然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但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改革路径选择上存在目标设定优先序列的问题。我国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围绕刑事诉讼改革展开了诸多讨论。在刑事诉讼目标优先选择上存在争论。因此，本文拟立足近几年争议较多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分析探讨，用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以求能找到平衡现代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二者的支点，更好地推进当代司法改革和现代法治建设。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实质及历史沿革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和实质
辩诉交易亦称诉讼协商、诉讼协议等，其是指检察官和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之前，就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交易，检察官以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请求为有利条件，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①。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个刑事诉讼程序在部分国家存在，始创于美国，以美国的刑事诉
① 法学权威著作《布莱克法律辞典》则将“辩诉交易”定义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民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讼法律规定为典型。
作为一项司法制度，辩诉交易的实质在于，检察官以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为有利条件，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交易一旦达成，被告人就自愿放弃了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机会，作为补偿，被告人基本上也可以得到检察官允诺的指控和量刑。辩诉交易的启动权由检察官掌握，但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取决于被告人的主观愿意。通常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充分考察双方证据、检察官的能力及被告人可能面临的命运等因素之后，决定是否与检察官进行协商，以认罪的能力及被告人可能面临的命运等因素之后，决定是否与检察官进行协商，以认罪为被告人获得轻的控罪或较轻的量刑，同时也考虑尽快地结束被诉状态，以尽可能减轻被告人的精神压力和名誉、经济上的损失。
总之，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就是，在控辩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各自的实体权利（力）进行处分，进而达到终止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结果。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沿革
辩诉交易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而在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刑事案件就已经开始出现辩诉交易。随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犯罪率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刑事案件成倍上升，案件积压严重。为了在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及时结案，辩诉交易制度得以广泛采用。但在早期，辩诉交易仍处于“地下状态”——其以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直到19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合众国”一案中，才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而在实在法上，美国在1974年对其《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进行修改时，明确地将辩诉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确立了下来，从而使辩诉交易最终制度化和法典化。目前，辩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占据了美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联邦各州约有90%的案件都是通过辩诉交易方式解决。很好地解决了当今美国犯罪率高、监狱人满为患，刑事诉讼程序花费惊人等现象。著名的“李久和泄密案”、“徐振东引渡案”，最终也都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
辩诉交易滥觞于英国，在美国发展、确立、壮大。如今，随着现代人权观
念的进步和民主、科学诉讼的发展，辩诉交易已冲破两大法系的藩篱，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所接受，成为现代司法体系中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二、辩诉交易在西方：比较法的视角
（一）美国概况
辩诉交易制度，自1974年美国对其《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修改之际被确立以来，在美国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制度解决的，经辩诉交易制度解决的刑事案件已占据了所受理刑事案件的大部分。在这里，虽然美国法律充分尊重辩诉双方的自愿交易，但这种讨价还价还必须在明确的规则之下进行。第一，检察官在提出辩诉交易之前，必须考察案件是否具有进行交易的适当性；第二，开庭时，法官一定要通过起诉认否程序，确认被告人是否自愿与理智；第三，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法官即可直接据此定罪量刑，不再举行复杂正规的审判程序；第四，法官一般不参与任何辩诉交易的协凋过程。法官如果审查认为辩诉交易有违宪法和法律，法官可以拒绝承认，并决定开庭审判。
（二）意大利概况
大陆法系国家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并结合职权主义审判特征，加以改造的典型例子，就是意大利的依法事人请求运用刑罚的程序。这是意大利1988年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置的一种新的程序。即在宣布开展第一审法庭审理之前，被告人和检察官可以要求法官按照双方协议的刑罚种类和标准适用替代性刑罚或者减轻财产利、监禁刑，法官即以判决的形式确认。这种程序进行的前提的：检察官已掌握充分的有罪证据，双方就被告人有罪这一点不存在争议。由于这一程序在很大程序上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因此，又被称为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程序。
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在借鉴美国辩诉交易的同时，又接合大陆法系国家的特点作了一些限制，1、只能对较轻微的犯罪案件适用，减刑后仍要判处两年以上的，不能适用这一程序。2、控辩双方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更不能为减轻刑罚而降格指控。3、最高减刑幅度不能超过法定刑的三分之一。4、如果检察官不同意进行认罪交易，法官也可以直接接受被告人提出的适用刑罚的要求。法官也可以根据对书面材料的审查结论而宣布被告人无罪。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控辩双方的自由处置权受到一定限制，双方协商余地没有美国辩诉交易那么灵活。这既是对辩诉交易可能引起的负效应的一种规避，同时也是对职权主义审问式程序特征的保留。
（三）德国概况
德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类似辩诉交易的“诉讼协商”制度。除了检察官可以与辩护律师就降格指控或减轻量刑达成协议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之外，法院也可以在开庭审查白领、毒品、税收、环境犯罪等复杂案件时，以量刑上的让步或撤销数罪中的一向指控来换取有罪供述。与意大利的改革始自立法不同，德国的“诉讼协商”制度创新来自于实践。目前，诉讼协商已在德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通过最高审判机关的判例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认可，并已形成了交易的详尽规则。
（四）英国概况
20世纪70年以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正在被广泛地实践。1、在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如果被告人同意有罪答辩，检察官可以减轻指控并不能建议法官施加特别的量刑，2、审判前或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也可以与法官之间交易。英国上诉院认可了这种交易并提供了指导，与法官交易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均应在场，一般来说，假如被告人作有罪答辩，量刑将减少1/4至1/3。不过，受到诸多限制，法院并不一定接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而且量刑的幅度完全由法官决定，并没有美国那种完全意义上的辩诉交易。
（五）加拿大概况
加拿大也规定了辩诉交易程序。但它只适用于一定范围之内的罪，根据加拿大《刑事法典》第801条、787条的规定，所犯的罪在2000加元以下罚金，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者二者并处，才能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另外法院还审查是否基于最有利于被告考虑并不因此悖于公共利益。在这些诸多条件下，被告人一旦作出有罪答辩，可以对被告人不定罪，而从裁定免除其刑事责任。
（六）其他国家、地区概况
此外，法国、俄罗斯、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移植了辩诉交易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比较法的视角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辩诉交易制度以其简易、高效等优点纷纷被许多国家所仿效，根据本国国情确定了辩诉交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对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探索
自2000年以来，我国法学界就比较广泛地开展了对美国实行的辩诉交易能否借鉴的研讨。2002年4月1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我国首次采用“辩诉交易”的形式，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①。自从《法制日报》报道后，更引起了法学界及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纷纷对我国现阶段应否和能否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展开激烈而理性的探讨与争论。为了探讨、论证辩诉交易制度之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意义，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于2002年8月13—17日在贵阳召开年会。与会学者围绕2002年4月11日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我国第一例适用辩诉交易案件，集中研讨了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制度设计等问题②。理论界主要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缓行说三种观点，并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进了辩诉交易提高了司法效率而是否是损害和牺牲了正义；二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能否交易；三是我国目前的国情与刑事诉讼体制是否适宜引进辩诉交易制度。
（一）辩诉交易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是否损害和牺牲了正义。
正义是司法的生命。“辩诉交易在美国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如潮的批评，公众普遍认为，辩诉交易是‘出卖’正义，有些被告钻法院承办案件超量的空子要软骨头的公诉人和法官减少对他们的指控或量刑。特别是辩诉交易明显而直接的影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逍遥法外，因为法院没有审判他们，给他们量刑，把他们关起来。”③辩诉交易实现的是较高层次的公正，是相对的公正，而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罗尔斯也指出：刑事诉讼程序也即这么一种程序。有罪必
罚，无罪开释，这是每个公正的社会都希望达到的公正结果。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设计程序规则，我们都不可能总是达到这么一个结果，现实中的司法程序总是难免带来些错误的裁判与判决。
① 郭毅：《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2002年4月29日。
② 陈光中：《辩析交易在中国》第1页。
③ [美]弗来彻：《公平与效率》，载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①辩诉交易的内在价值追求是效率，即动态的公正。解决辩诉交易的关键在
于突破一个观念的误区：公正能否讨价还价？公正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判决的形成是一个实体公正经程序公正修正的过程。真正的公正既讲求确认的事实无误，更要讲求刑事责任追究的及时和迅速。“对刑事被告的延迟审问将会由于使之遭受命运的延期不确定性而陷入困境，而且这种延迟也会由于降低所有贴现率为正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而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②时间的消逝会消解刑罚对个体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导致人们法律信赖的动摇与对法律程序的失望。不兼顾效率的强求公正最终只能导致刑事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社会中各种民事和刑事冲突纠纷急剧增加，社会对司法活动这种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而我国的司法制度由于经费、人员不足，早就无法满足这种迅速增加的社会需要，而成为资源稀缺③。现在问题严重的超期羁押现象，突出表现了许多案件无法得到公正而及时的处理。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刑事诉讼的效率问题。保证公正前提下对效率的高度容纳。追求效率也是为了正义。正是因为如此，最高法院把公正和效率作为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
（二）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能否交易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已确立了普通程序简审，这就是一种程序上的交易。程序可以交易，实体为何不可以？而且辩诉交易所体现的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即政府和个人的对抗，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通过蕴涵平等价值理念的契约机制来协商解决。辩诉交易中蕴含的平等自由的契约观和传统的专权、专政相比，其特点就在于真正实现参与者的主动性，体现对人权的尊重。这对于改造我国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革除传统刑事诉讼中专政与被专政、追究与被追
究的诉讼理念，构筑民主法制化刑事诉讼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另外，现代刑法理论认为：“承认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把犯罪人改造成为新人，复归社会是真正的最高的人道主
关于印发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的通知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以及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件精神，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民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中医药发〔2007〕48号）的各项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现制定2010年至2012年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一、推进民族医医院基础条件建设
（一）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合理规划发展民族医医疗机构。民族地区试点城市根据公立医院改革的总体要求，在开展公立医院布局与结构调整工作时，将政府举办的民族医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未经省级卫生、民族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不撤销、不合并、不改变民族医医院的性质。尚未设置民族医医疗机构的民族地区，各级卫生、民族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设立民族医医院或民族医门诊部。
（二）加强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安排专项资金有计划加强现有政府举办的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切实改善就医条件。对已经纳入国家民族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的民族医医院、纳入地市级以上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民族医医院以及纳入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县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民族医医院，按照项目建设要求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吉林省延边朝医医院建设、新建四川省藏医医院。
在民族医医院改扩建时，重点加强民族医药特色优势突出的临床科室基础条件建设，配备现代诊疗设备及中医、民族医诊疗设备，在环境形象上体现民族医药文化风格与特色。
二、加强民族医医院内涵建设
（三）加强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完成第一批10所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的基础上，遴选10所民族医医院开展第二批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建成一批民族医特色突出、专科优势明显、临床疗效显著、管理规范科学、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重点民族医医院。
（四）继续开展民族医专科（专病）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完成已确定的48个民族医重点专科（专病）项目建设基础上，再遴选30个民族医专科（专病）进行重点建设。梳理民族医重点专科（专病）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加以推广。
（五）建立民族医医院考核评价制度。结合各民族医的特点，制定民族医医院评价标准，逐步建立鼓励民族医医院保持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的考核评价制度。
三、发挥民族医药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优势与作用
（六）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民族医科建设。通过实施国债项目乡镇卫生院建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在民族聚居区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民族医科，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七）配备基层民族医药人员。民族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通过免费订单定向培养、民族医师带徒、向社会招聘等方式，为民族地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民族医药人员。
（八）筛选推广民族医药适宜技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140项民族医药适宜技术筛选研究工作。开展基层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能力建设。民族地区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根据当地实际，遴选民族医药适宜技术纳入本地区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目录，编写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手册，分类分层推广民族医药适宜技术。
（九）落实对基层民族医医疗机构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在城市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级医院、东部地区三级医院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县级医院时，将民族医医院纳入对口支援范围，通过组派城市医师到民族地区基层临床带教，安排民族医药人员进修及跟师学习等形式，提高农牧区民族医药人员服务能力；组织民族医医院和综合性医院民族医科开展对农牧区医疗机构民族医药的业务指导工作，采取培训、技术合作、巡回医疗等方式，提高农牧区民族医药服务能力。
（十）提高综合医院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民族地区省级综合医院应当设立民族医科，有条件的其它综合医院应设立民族医科。民族地区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要支持综合医院民族医药业务建设，将综合医院纳入民族医药专科（专病）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项目实施范围，将综合医院民族医药工作纳入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创建范围。
四、加强民族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十一）实施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专项。加强高层次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实施全国名老民族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民族医药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加强农村、社区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鼓励民族医药人员参加民族医药技术骨干培训、乡村医生民族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和城市社区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规范化培训；鼓励在职的中医药、西医药人员积极学习民族医药知识与技能。
（十二）继续加强民族医药院校教育工作。鼓励和扶持民族地区举办高等民族医药教育，创造条件独立设置民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要设立民族医药学院，或设立相应的专业、专业方向；有条件的高等医学院校积极开展民族医药专业研究生培养。建设好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完成新版蒙医药本科规划教材编写、出版工作，继续组织开展维医药、壮医药本科教材等一批民族医药教材的编写工作，逐步完善民族医药教材体系。
（十三）加强民族医药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将依托各民族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一批民族医药继续教育示范基地。民族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民族医药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民族医药资源，建立省级、地市级、县级民族医药继续教育基地。
（十四）完善民族医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进一步完善藏、蒙、维医等民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标准和方法，开展傣、朝、壮医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体现民族医药专业特点，注重能力和业绩，充分调动民族医药人员的积极性。
五、加强民族医药发掘继承和科研工作
（十五）加强民族医药继承创新基地建设。继续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民族医）建设，参照国家基地建设的目标要求，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广西等民族地区建立省级民族医临床研究基地，同时建立一批民族医重点研究室。
（十六）加强民族医药专家经验传承研究。做好20位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医技医法、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的传承研究。加快整理继承一些濒临失传的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和方法。建立20个名老民族医工作室。
（十七）组织开展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和抢救发掘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150部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校勘、注释、出版工作，完成仫佬族、阿昌族、哈尼族、怒族、布朗族、傈僳族、德昂族、鄂温克族等民族医药常用医技医法、习惯用药、秘方验方、养生保健方法等医药知识、文献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开展独龙族、京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将其中重要著作汉译出版；组织编著民族医药文献目录；开展哈尼族、哈萨克族、仫佬族等民族医理论整理研究。
（十八）强化民族医药临床应用研究。做好藏、蒙、维等民族8个优势病种的临床评价研究和傣、朝、壮等民族特色诊疗技术的规范化研究。针对民族地区常见病、多发病，开展民族医10—15个病种的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开展民族医“治未病”研究。
（十九）组织开展民族医药特殊炮制技术和传统制剂技术研究。继续做好藏、蒙、维、傣、朝、壮、瑶、彝、土家等民族特有药材或有毒药材的炮制工艺研究，阐释炮制原理。开展传统制药工艺的评价研究，优化工艺，鼓励民族药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开展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辅料的应用与开发。
（二十）开展民族药资源调查、保护与利用和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开展本辖区内民族药物资源情况调查研究，编制民族药志。加强民族药品种保护，促进民族药质量提高；支持民族药资源基地建设，积极推行民族药药材GAP实施工作，鼓励民族药材规范化种植，保证民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对资源紧缺的民族药药材，要逐步解决替代品和发展种植、养殖。加大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和宣传力度，制定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策，积极申报世界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做好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
（二十一）加强民族医药标准化基础条件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快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筹建全国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全国遴选建设一批民族医药标准化研究中心和实施推广示范单位。加强对民族医药专家标准化知识的培训。
（二十二）研究和制定一批民族医药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民族医药名词术语等标准的制定，完成一批藏、蒙、维、壮、瑶等民族医药常见病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制定。支持《蒙医护理标准》等一批民族医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修订藏、蒙、维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二十三）加快民族药标准建设。将民族药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作为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的重点工作之一，分批对卫生部颁布的藏药、蒙药、维药标准进行修订和提高；完成300种藏药、蒙药、维药及药材标准的提高工作；指导民族地区建立和完善民族药药材标准，制定和修订体现民族药特色的炮制规范；鼓励和引导民族药生产企业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民族药标准研究提高工作。
七、完善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政策
（二十四）建立完善民族医药从业人员执业准入制度。继续完善藏、蒙、维、傣、朝、壮医国家医师资格考试；鼓励符合条件的藏、蒙、维、傣、朝、壮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研究制定其他民族医医师资格考试开考标准。制定中医类别医师注册进行民族医执业的实施办法。将农村具有民族医药一技之长的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开展民族药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可行性调研，不断完善执业药师资格制度。
（二十五）积极落实民族医药医疗保障优惠政策。民族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在制订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时，考虑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作用，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医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医诊疗项目及民族药（包括饮片、成药、医院制剂）纳入相应的目录，适当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民族医药服务的报销比例。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用药目录》中增加民族药品种目录。
（二十六）扶持民族药的开发与使用。完善民族药注册管理，遵循藏、蒙、维等民族药的研制规律和特点，保证上市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民族药的研制应符合本民族医药理论，申请生产民族药的企业应具备相应的民族药专业人员、生产条件和能力。民族药品种的技术审评工作，应以民族医药专家审评为主，充分发挥民族医药专家的作用，突出民族药特点；增加国家药典委员会民族药委员和民族医药审评专家；指导民族地区加强对民族药研制技术和评价标准的研究，切实保证藏、蒙、维等民族药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引导和扶持民族药企业加强与民族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民族药研发合作。
（二十七）规范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管理。各民族地区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根据民族医药理论特色，尊重民族医用药传统和习惯，结合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的特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注册规定，规范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注册管理；会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在本辖区内指定的民族医医疗机构和综合性医院民族医科之间调剂使用的具体政策。支持一批民族医药特色明显、临床使用安全、疗效确切的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的开发。
（二十八）加强对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专项；鼓励其他民族地区制订政府层面的民族医药振兴计划。国家民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支持。
（二十九）加强民族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医药与周边国家的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继续拓展广西壮瑶医药与东盟间的合作与交流领域，定期举办“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充分发挥民族医药学术团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