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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关键字：刑诉 分工 铁三角 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国家建设征地招工安置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被征地单位农民的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暂行办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被征地单位剩余农业劳动力招工安置标准：

　　土地征用后所剩商品菜地人均二百六十七平方米以下；水田人均五百三十三平方米以下；旱田人均六百六十六平方米以下。招工人数，按该单位劳动力和耕地面积比例计算。

　　承包田被征用的农民，符合招工条件的，在招工总数内应优先予以安置。

　　第三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造成被征地单位的多余劳动力符合招工标准，被征地单位无法自行安置的，经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由用地单位组织招工安置。如用地单位招工安置确有困难的，可由其主管机关或委托其他单位安置，并将相应的安置补助费转给接收安置人员的单位。

　　招工安置补助费，城市规划区内每人一万一千元，规划区外每人八千元。

　　第四条 被招工人员，一般安置在集体所有制单位。有条件的也可发安置到全民所有制单位。

　　第五条 被征地单位，是以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村民委员会为单位。村农民集体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可以各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

　　被征地单位劳动力，是指在被征地单位参加劳动的男十六至六十五周岁，女十六至六十周岁的劳动力。

　　第六条 被招工人员条件：

　　（一）在被征地单位参加劳动的身体健康，年龄男十六至四十九周岁、女十六至三十九周岁的常住人口。

　　被招工的人数如超过符合招工条件劳动力的20%，招工年龄延长三周岁。

　　（二）征地后，被征地单位撤销的或被征地单位剩余的土地不超过原有土地10%的，招工年龄男十六至五十九周岁，女十六至四十九周岁。

　　（三）与当地农民结婚而户口没有迁入的一方，结婚后在被征地单位连续参加劳动五年以上的，可享受招工待遇，户口可迁入被征地单位所在地。

　　第七条 被招工人员的户口，根据被征地单位所在地的户口性质，转为城市户口或城镇户口。对征地后形成的双职工子女以及由职工供养的丧失劳动能力老人的“农转非”，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第八条 被征地单位聘请的技术人员，临时工以及征地冻结户口后或签订征地协议后自行迁入的人员，不属招工安置范围。

　　第九条 被招工人员需到市属以上全民医疗单位进行体检，因身体状况发生争议时，由劳动部门根据安置农民有关政策处理。

　　第十条 被招工人员招工后的工资待遇，根据其技术水平，参加农业劳动年限等，比照用工单位同期参加工作大多数的工人工资水平，由劳动部门与用工单位，按现行劳动工资政策评定。

　　实行岗位技能工资的企业，按其所在岗位对应工资标准评定。

　　第十一条 评定被招工人员工资时，对县、区以上劳动模范、招工时担任相当于村级正副领导职务并连续任职十年以上的，以及经县、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农民助理农艺师以上的人员，工资可略高于同期参加工资的一般工人工资。

　　第十二条 用工单位如因企业亏损，不能按规定给职工发放工资时，为照顾被招工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应从被招工人员入厂之日起，五年内按评定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

　　第十三条 被招工人员参加工作的时间，从招工批准之日起计算。为照顾被招工人员的生活，在享受用工单位职工工资晋级，住房分配及其他方面的福利待遇时，可根据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比照同期参加 工作的职工对待。

　　第十四条 被招工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从其实际务农起开始计算。参加劳动时不满十六周岁的，从十六周岁开始计算。外地转来的农民，两地参加 劳动时间合并计算。参加劳动后，因犯罪服刑或劳动教养的时间，不计算为农业劳动时间，其前后时间可合并计算。

　　第十五条 被招工人员参加工作后在达到退休年龄时，工龄不满十年的，可按十年工龄对待办理退休手续、计发退休生活费。

　　第十六条 在招工指标内、符合招工条件的农民要求自谋职业的，由本人申请与被征地单位签订协议，经乡政府批准，公证部门公证后，由征地单位一次性资助自谋职业安置费，城市规划区内每人八千元，规划区外每人六千元。自谋职业人员户口性质与被招工人员享有同等待遇。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人员，不得办理自谋职业。

　　第十七条 被征地单位经县、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农业劳动力，按下列办法办理：

　　（一）超过招工年龄的人员，原撤销单位享受退养待遇的，城市规划区内，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七十五元，城市规划区外，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六十五元。原退养待遇高于本办法规定标准的，按原规定发给。

　　（二）在招工年龄内，因病残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人员，可按超龄劳动力的安置办法办理。

　　（三）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按原所在单位退养待遇，每人每月加发生活补助费十元。

　　（四）因公致残人员及因公死亡者家属的抚养费，按原协议执行。本人或家属如愿一次性处理，经乡政府审查同意、公证部门公证后，可将其费用一次性发给本人或死者家属。

　　上述生活补助费，由原撤销单位从所得的土地补偿费和原有积累中支付。不足时，由征地单位征予补助。生活补助费按平均八十周岁计算，一次性拨给所在县、区的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直到死亡为目。死后一次性发给丧葬费，棱标准为三个月的生活补助费。

　　退养人员生活补助费包干使用，不另发副食补贴、煤粮补贴和医疗费。

　　第十八条 被征地单位接到征用土地批准文件后，在三个月内提出招工名单。逾期提不出招工名单，招工指标作废，征地单位按规定给被征地单位支付生活安置补助费。

　　第十九条 征用土地批准后，征地单位在被征地单位提出招工名单一个月内办理完招工手续。逾期办理不完的应根据招工人数，按月人均八十元支付被招工人员生活补助费，满三个月仍不能办理招工手续，按月人均一百二十元支付生活补助费，直到办理完招工手续。

　　第二十条 侵占招工指标、招用本办法规定以外人员的，招工无效。已办完手续的，将招工人员退回，不另更换，并追究当事人责任，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沈阳市国家建设征地招工安置农民试行办法》（沈政发〔1985〕158号）、关于修改补充《沈阳市国家建设征地招工安置农民试行办法》的通知（沈政发〔1989〕105号）同时废止。在本办法发布前按原规定招工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