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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目录：
一、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二、 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 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2. 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3. 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三、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摘要：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笔者从三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与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法理学》 孙国华主编
《民法学》 王利民主编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 梁慧星著
《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 寿新宝　张贤海著
《法律的道德化：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 耕　农著


德治与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 尤其是《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明了一点：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如果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研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断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二、 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 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律师对企业：“外脑”不“外”

作者：赵宏瑞 徐海凌


中国已经进入法制社会，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拥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但法律顾问不能“雇而不问”，所以企业便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涉法事件堆到法律顾问的案头。如何做好企业的法律顾问？这成了摆在每个中国顾问律师面前的难题。

根据我们的经验，要做好企业的法律顾问，律师首先是要摆对位置。法律顾问不是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或经理人员，不在企业坐班打卡，对企业来讲，他们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是“外脑”，不是“内脑”。这也就是法律顾问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相对于企业内部的法务人员，法律顾问的特点一是“专”，对某一方面的法律问题有较深和较专业的认识；二是“旁观者清”，能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观察和解决问题。

但是，中国的很多企业还不适应律师的工作方式，不适应被“顾问”。有时候他们与法律顾问一点“不见外”，下意识地将律师看作企业的一个职能部门。例如，某国营企业要“顾问”一下律师，他们可能会先由办公室主任花一周时间收集资料、装订成卷，然后再与律师约时间开会介绍问题背景，然后再给律师留出一周时间研究、再开会、再提问、再组织材料、再研究。效率很低，事情可能也耽误了。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企业将律师的工作看成了企业内部的一个审批过程，而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顾问过程，结果自然不理想。

企业对法律顾问“顾问”不当的另一个表现是要求法律顾问唯命是从。有的企业老总意气用事，将法律顾问呼来喝去，认为既然出了钱，法律顾问就应该“马首是瞻”，对自己的“决定”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例如，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拿出二十万元给律师，要求律师去打一桩根本无法胜利的官司。在这种情况下，该老总失去了律师的专业顾问服务，丧失了应用诉讼程序拖延、组织反诉、从新谈判、另行起诉等解决方案的机会。

鉴于这样的现状，律师必须“立场坚定”，耐心说服企业的负责人员，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详细解说企业正确应用“外脑”对企业的利害关系，而不要姑息迁就，太过“恋栈”，为了法律顾问费放弃自己的独立的顾问意见。放弃自己独立顾问地位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服务价值，这样做既降低了自己在企业管理者心目中的专家身份，又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伤害，最终被企业管理者毫不客气地“炒鱿鱼”。

但法律顾问这个外脑在坚持“外”的同时还要做到“不外”。就是要深入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掌握事实情况，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提出合适的法律解决方案。大家都知道，解决问题的基础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法律问题的解决也不例外。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高明的法律顾问也很难在不掌握法律事实的情况下提出可行的法律意见， 脱离事实的“拍脑袋”不是正确的法律服务方法。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律师要随时掌握与客户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发展动态，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业务发展情况，包括掌握企业的全部事实材料，同时在企业配合下调查相关的事实材料，通过《律师尽职调查》取得提出法律意见的全部相关材料，然后才能实事求是地提出适合企业本身条件的法律解决方案。

很多律师抱怨当事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自己“守口如瓶”，给自己的法律顾问和诉讼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有的当事人会对律师隐瞒一些法律事实，直到法庭上被对方律师质问才吞吞吐吐地承认。这时候，律师就傻了眼，因为这一法律事实不在他意料之内，无论在法律法规的准备还是措辞的组织方面都没有经过严密考虑，贸然答辩肯定不利于当事人，可事到临头只能硬着头皮上。这是在中国一种普遍现象。律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他们在执业过程中要了解当事人的很多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这就要求他们有高于一般人的“保密能力”。律师的行业道德底线用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不出卖当事人”，律师不得出卖当事人的利益，任何时候都得为当事人保密。对于在从事委托活动中掌握的企业商业秘密和私人信息，律师既不能扩散传播，也不能检举揭发，更不能以此要挟讹诈当事人。但中国的律师行业还在迈步阶段，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正面临“诚信”的严格考验，很多律师明目张胆地突破了这一底线，这就是企业与律师在法律事实提供方面“见外”的根源所在。只有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律师才能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的法律事实材料，真正做到“外脑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