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执行《广东省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有关罚款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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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实施。两大诉讼法的修改均涉及了有关鉴定的内容，由于新刑诉法与新民诉法在案件性质、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选择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因此立法者根据两大诉讼法的不同对有关鉴定的内容也作了不同规定，但是，这些新规定是否有助于鉴定制度在两大诉讼法中的良性运行，值得探讨，笔者就其中两个制度进行思考。

　　一、鉴定人不出庭的作证的后果

　　程序性制裁既能对实施违法行为者获得的利益进行剥夺，也能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进行补偿，有利于实现制裁作为一种责任机制所应具有的双重功能。

　　两大新诉讼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经法庭通知应当出庭的鉴定人，如果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是我国对程序性制裁的首次规定，有助于我国两诉讼程序的有序运行，也将严格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和鉴定人的诉讼行为，但两部诉讼法对此后果规定有所区别。新民诉法中规定：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对此，新刑诉法并未加以规定。根据新民诉法的规定，对于案件中的专业问题需要鉴定的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庭委托鉴定，法庭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自行委托鉴定。因为民事诉讼涉及的为私权纠纷，因而无论是法庭主动委托的，还是依申请委托鉴定的，其费用一般均由当事人承担。在鉴定意见存在争议的情形下，如果鉴定人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委托鉴定的目的就没有达到，而他却为此履行了义务——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而却没有享受到相应权利——鉴定人出庭。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得到统一，反而还据此可能遭受不利诉讼后果，因此，当然有权要求退还其支付的鉴定费用。

　　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仅仅有鉴定请求权，鉴定的启动权依然为公安司法机关所独占。但是，基于控诉机关的客观性义务，其不仅有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等证据，也负有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等证据。因此，在委托鉴定的情形下，其费用也应由控诉机关承担。即使鉴定人没有出庭作证，强大的控诉机关也应独自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其支付费用也不应返还，以增加控诉机关的义务，督促其履行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

　　二、鉴定人的保护

　　两大新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制度都进行了规定，并且为保障鉴定人能够准时出庭，两大诉讼法还明确了不出庭将承担的法律后果。这是鉴定人向法庭依法履行的义务，与此相对，法庭也应当保护鉴定人因此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尤其是要防止鉴定人因履行义务可能遭受的权利损失。对此，新刑诉法第六十二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保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也即，鉴定人如果因出庭可能遭受权利侵害的，公安司法机关可以对其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

　　而在新民诉法中，对于鉴定人的保护却没有加以规定。首先，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角度来看，新《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法庭通知鉴定人出庭而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并且对于当事人支付的鉴定费用，也可以要求返还。鉴定人出庭是向法庭履行的义务，在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其要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据此，立法也应当对鉴定人在义务履行过程中的权利予以保障，这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必然要求，立法不能强求鉴定人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相应的权利。

　　其次，从两大诉讼法的立法统一性来看。立法统一性要求不同法律之间要相互保持一致，避免法律之间相互矛盾，影响法律权威性。在鉴定人保护方面，诚然刑事案件性质恶劣，对鉴定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可能性也更大，后果更严重，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但在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也必然会对控辩双方的一方或者双方诉讼利益造成影响，

　　而双方出于不正当的利益诉求都可能对鉴定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进行侵犯，或是损害其名誉、或是对其进行威胁等。鉴定人因出庭可能遭受的损害，并不会因为诉讼性质的不同而减弱，更不会因为其处于不同的诉讼过程而不会遭受损害。因此，在民事诉讼中也有规定保护鉴定人的必要。

　　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和法官经常出现只要遇有专业问题就进行鉴定的情况，因为法官可以通过鉴定避免错案的风险，进而导致诉讼中出现“泛鉴定化”现象。据此，在审判实践中有必要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以防止鉴定人越俎代庖，成为“科学的法官”，也防止因为错误、有瑕疵的鉴定意见作出错误的裁判，让所有的自由心证是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证据基础之上，以保障司法的实体公正。
中小企业板不妨“一股独大”　

　　李华振　张昕

　　　

　　中小企业板开张之后，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业界对中小板仍然没解决“一股独大问题”的质疑。然而，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时，却发现：中小板完全有必要保持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这一点，是它与主板的明显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一股独大在主板上是一个应当克服的沉年积弊，但在中小板市场上却是一个应当保持的优良结构！　

　　我得出这个“反常的论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充足的论据支持——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精髓就是一股独大　

　　中国当前的经济国情与当年的德国、日本很相似，因此，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中国更有实际的借鉴意义。当年，与英美等“先发国家”相比，德日都是“后发国家”，两国的政府都认识到：要用更少的时间就走完英美用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必须充分借助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推进器”的作用，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大力培育中长期的战略投资者，才能减少股市的大震荡，从而避免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大起大落的危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每个企业都有至少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股东”，也就是一股独大。　

　　为什么只有一股独大，方能保证股市的持续繁荣和公司的长期发展？我国著名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如果股权过于分散，每个股东都是小股东，就会出现这样的恶果：每位股东都在法律上无法取得企业的控股权，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就会落到经理层手中，而经理层本身并不是公司的股东，他们就会在“打工心态”的支配下，产生道德风险，通过损害公司的组织利益来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从而产生“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僚相勾结的职务腐败资本主义”。　

　　退一步看，即使公司控制权落到以较小的股比就得到控股权的股东手里，其结果也与落到经理层手中差不多，这种股东也会通过损害公司的利益而获取私利最大化。因为，虽然他们作为股东之一，公司利益受损也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但是，他们从操纵公司中得到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他们作为公司股东而受到的损失。违法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他们当然会铤而走险。　

　　据有关资料显示，德日最大的200家上市公司中，80％的公司拥有一个股份超过25%的大股东。　

　　没赶上工业大革命的德国，又经历了一战、二战的摧毁，为什么能迅速发展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的大国？　

　　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什么能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成长为世界的经济强国？　

　　——可以说，正是由于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以一股独大为精髓，才实现了其后发优势，才为两国的经济提供了长期发展的驱动力。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导向也是一股独大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是由“股权过度分散”向“股权相对集中”（也就是一股或少数几股独大）靠拢。　

　　当时，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及日本公司在全球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曾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美国模式的股权高度分散，每位股东所占的股份比例都偏少，导致了实际上没有哪一个股东有能力、有精力、有动力去真正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股东们主要关心的是从股票的交易中赚钱，而对相互之间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则漠不关心。　

　　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就出现了“股东弱、经理层强”、“所有者被经营者架空”、“内部人控制”、“经营者道德风险”等等弊端。　

　　美国的公司治理积极向一股独大靠拢的显著表现之一，就是它推行的“经理层股票期权机制”，这实际上也就是向“经理层一股独大”的导向发展。通过这一途径，使经理层与股东利益尽量保持一致，为经理层致力于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提供了一些动力。　

　　但是，在公司庞大的股本中，仅仅通过让经理层占有“相对数量”很少的股票期权，是无法真正达到德日模式中的那种一股独大之效果的。所以，2000年以来，美国公司不断爆出治理方面的严重问题，安然、安达信、施乐、世通、默克等等丑闻不断。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大洪指出，其背后的深层，就是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还没有“改到位”。　

　　在布什政府施行的“公司治理改革”的诸多措施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分散的股权通过机构投资者得以相对集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原来老布什和克林顿推行的经理层期权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一股独大靠拢，以便降低“委托—代理链”的成本和经理层道德风险。　

　　罪不在一股独大，而在于“和?之祸”　

　　由上述德日模式的精髓之处和美国模式的改革导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导致今天中国股市“大地震”的罪因，并不在于饱受误责的一股独大，而在于“和?之祸”。　

　　进入21世纪以来的4年里，中国股市频频发生“地震”，中小股东的血汗钱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深度套牢，脱身无望。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些股票的大起大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它们，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是由正常的游戏法则支配的，而是由“幕后之手”在恣意操纵。这就是“和?之祸”——有的上市公司名义上打着“国有股”之旗号，实际上是一些腐败官员的“内部人控股”。那些被揭露出来的灾情严重的上市公司里，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对此，最形容的比喻是“和?之祸”——它打着“国有”之旗号，就象和?那样口口声声喊着“为国效劳”，但实际上却是一些官员的权力腐败之产物。　

　　这种由“和?”操纵的一股独大，与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有着本质区别：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是以“自然人控制”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即使名义上的大股东是机构持股者，最终也能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而中国的“和?”们操纵的一股独大，却是以“抽象人控制”为基础的，抽象人无法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这就为“和?”们滋生道德风险提供了温床。　

　　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由“和?”们操纵的一股独大的上市国企里，个人利益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不一致、相背离，国企的利益对于“和?”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