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国境汽车及所载货物监管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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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国境汽车及所载货物监管试行办法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国境汽车及所载货物监管试行办法
1963年8月29日，对外贸易部
第一条 为了保证对外贸易管制制度的有效实施，便利进出国境的汽车运输，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汽车进出国境必须经由设有海关的地方通过，并且在海关规定的地点停留，向海关申报，接受海关检查。如果在未设有海关的地方通过，须经有关的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
装载进出口货物的汽车，向海关申报进出国境的时候，应当由汽车驾驶人员向海关交验载货清单（或者运单）一份。
第三条 汽车进出国境的时间，除经海关会同有关机关批准的以外，应当限于日出后和日没前。
第四条 海关检查汽车的时候，汽车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应当在场，并且按照海关的要求开拆车上必要的部位或者搬移货物。
第五条 进出国境的汽车，经海关放行后，才可以继续内驶或者出境。
经营客、货运输的外国籍汽车，如果进境后需要继续往国内行驶的时候，驾驶人员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填具“内驶车辆申报单”一式两份，报经海关审查后，一份由海关留存，一份由海关签印后发还汽车驾驶人员，并且在出口的时候向海关缴销。
第六条 进境汽车在到达海关规定的检查地点以前和出境汽车经海关查验放行到出境以前，非经海关许可，中途不准停留、上下旅客、装卸货物和其他物品。
第七条 汽车所带的备用物品和驾驶人员、押运人员携带的自用物品，应当向海关申报。上述物品以在旅途中备用和使用的为限。
第八条 汽车所载的进出口货物，应当由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海关规定的时间内持凭有关货物的进出口许可证件、运单和其他单证向海关申报，经海关查验放行后才可以提取，继续内运或者运输出境。
第九条 海关查验货物的时候，收发货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应当在场，并且根据海关的要求，办理搬移、衡量货物和开拆货物包装等工作。
第十条 未经海关查验放行的进口货物和经过海关查验放行尚未装运的出口货物，应当存放在海关同意的仓库场所。
第十一条 往来香港、澳门的汽车及所载货物，也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监管（注）。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起实施。
（注：对来往香港、澳门汽车及所载货物的监管按新办法执行）
关于印发《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基本要点》的通知
建设部
关于印发《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基本要点》的通知
建科[2001]31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部机关有关司局、部直属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要求，我部“十五”期间将大力推进建设领域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的建设行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同时在建设领域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我部调整、充实了建设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基本要点》。现将《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基本要点》及调整后建设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名单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根据部信息化工作的总体部署，充实和调整组织机构，加强领导，制定相应工作计划，推进信息化工作的全面开展。
请各地于3月10日前将负责信息化工作的领导、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建设部科技司。
联系电话：68393282、68394535
传真：68394530
E-mail：jsbkjszh＠public3.bta.net.cn
附件：1、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基本要点
2、建设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一年二月八日
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基本要点
一、总体目标
1、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工作信息化系统，实现全国建设系统范围内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应用，提高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水平、管理水平和为公众、为企业的服务水平，实现政务公开、透明的目标。
2、积极开展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促进技术成果推广与转化，培育和推进建设领域信息产业市场的有序发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二、主要任务
1、组织制订建设系统各行业信息化规划和技术政策，建立建设系统各行业信息化技术应用标准体系，规范建设领域信息市场行为。
2、推动建设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和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信息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3、引导并规范建设领域相关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职工队伍素质的提高。
4、组织实施建设系统各行业综合网（站）与若干专业网（站）建设，提高为社会公众信息服务水平。
5、抓好部机关办公自动化建设；促进地方建设主管部门办公自动化建设。
三、具体工作
1、充实、调整组织领导机构，加强规划、政策制定。
（1）充实、调整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
（2）在科技司内成立信息产业处。
（3）设立专家组。
（4）组织修订《全国建设系统信息化五年发展规划》。
（5）制定《建设部信息化工作指导意见》。
（6）制定《建设行业软硬件评测管理办法》。
（7）召开全国建设信息化工作会议。
2、组织编制实施建设部信息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开展攻关研究。
（1）制定建设系统信息化总体技术方案。
（2）组织建设系统各行业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
（3）研究开发有关业务应用系统。
（4）组织编制建设系统信息化的技术标准。
3、积极推进信息发布平台建设，促进建设信息共享。
（1）建设和完善建设系统综合网——全国建设信息网。
（2）加快中国工程建设与建筑业信息网的建设。
（3）尽快启动中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的建设。
（4）指导各地城乡规划和市政公用局域网建设。
（5）确定政府网站、商业网站的发展方向及目标，协调、引导部直属单位商业网站建设与发展。
（6）建立行业权威数据库。
（7）抓好部机关办公自动化工作，积极推进相关业务上网，解决信息资源渠道建设问题。
4、开展建设系统信息技术应用软硬件评测工作，推动软件产业发展。
（1）进一步开展行业信息化需求分析研究。
（2）组织软硬件评测，制定相关标准。
（3）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行业和企业开展信息化示范工作。
（4）开展人才培训，提高行业从业人员素质。
5、开展国际合作
积极开展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政府和民间的交流与合作。
四、技术路线
1、以组织实施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的数字化工程》为契机，以中国工程建设与建筑业信息网和中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建设为重点，全面启动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
2、通过开展建设领域各行业软硬件评测工作，摸清技术现状，保证系统整体质量，并在已有技术基础上，开展信息化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工作。
3、通过各种类型的试点、示范，正确引导和推动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的开展。
建设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俞正声（部长）
副组长：叶如棠（副部长）
赖 明（科学技术司司长）
成 员：张允宽（综合财务司司长）
林选才（勘察设计司司长）
杨鲁豫（城市建设司司长）
张鲁风（建筑管理司巡视员兼副司长）
朱中一（办公厅巡视员兼副主任）
陆克华（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副司长）
焦占拴（标准定额司副司长）
杨忠诚（城乡规划司副司长）
李秉仁（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李竹成（人事教育司副司长）
武 涌（科学技术司副司长）
谢鸿昌（信息中心主任）
建设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武 涌（科技司副司长）
副主任：尚春明（科技司处长）
王 毅（信息中心副主任）
成 员：刘育明（综合财务司计划处处长）
张 毅（建筑管理司处长）
王早生（设计司处长）
刘金声（城乡规划司处长）
陈蓁蓁（城建司综合处处长）
田国民（人教司处长）
张学勤（住宅与房地产司副处长）
王海燕（办公厅助理调研员）
吴路阳（标准定额司主任科员）
贾四海（政策法规司主任科员）
拟组建的科技司信息处全体成员
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