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消防管理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消防管理条例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公布
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管理，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责，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消防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各级公安机关实施监督。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消防监督机构，具体负责消防监督。
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区和军事设施、矿井地下部分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森林、草原的消防监督工作，分别按照国家《森林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防火安全意识、全民的社会消防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第六条 预防和扑救火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七条 城市、乡镇建设总体规划，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消防技术规范。
城乡建设规划部门规划城乡建设时，应当会同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制定消防队（站）、消防供水、消防通讯以及消防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的规划和具体建设方案，并将共纳入城市、乡镇建设总体规划。
各级人民政府审查城市、乡镇建设总体规划时，应当通知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参加。
第八条 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在工程设计中，必须严格执行消防技术规范，并对工程防火设计负责。
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应当征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意见；未征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意见的，设计单位不得出图，审批机关不得批准。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防火设计图纸资料负责审核，并报送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批。未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执照，建设单位不得组织施工。
第十条 对下列建筑物进行内装修的，建设单位应将工程的防火设计图纸资料报送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批：
（一）使用面积超过一百平方米的营业性公共场所、单位内部的会场和娱乐场所；
（二）大中型计算机机房、图书馆（室）、档案馆（室）和安装使用精密仪器仪表、重要设备的场所；
（三）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规定应当审批的其他场所。
禁止使用易燃材料进行建筑装修。
第十一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对建设单位申报的工程防火设计图纸资料，应当及时审核。重点工程应当于二十日内、一般工程应当于十日内审核完毕；遇有特殊情况，审核时限可延长十日。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不得把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安装任务交给未取得设计、施工、安装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自动消防系统工程，必须由具备自动消防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和维修资格的单位承担。
使用省外单位进行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维修的，须将其设计、施工、安装、维修资格证书等资料，报送地市级以上的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
第十三条 专门从事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维修的单位，其资质能力由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会同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定。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必须按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的工程防火设计施工，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须经原审批的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准。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予以协助。
第十五条 工程竣工后，必须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经验收不合格的，应采取补救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改动、移动、停用自动报警、灭火装置。
第十六条 禁止在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内和容易引起火灾的场所，焚烧可燃物品，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七条 禁止在大中型计算机机房、图书馆（室）、档案馆（室）以及安装使用精密仪器仪表、重要设备的场所吸烟，焚烧可燃物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第十八条 举办大型集会、物资交流展销、展览、焰火、灯火等活动，主办单位须事先制定消防安全方案，并报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
第十九条 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和宾馆、饭店、商场、影剧院、俱乐部、体育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的通道、安全门、安全疏散梯等，须设明显标志，并保持畅通。
第二十条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古建筑，其管理、使用单位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切实加强火灾预防工作，严格管理制度。
禁止在国家和省规定的古建筑保护范围内举办焰火、灯火活动，燃放烟花爆竹，堆存易燃可燃物品。严禁将煤气、液化石油气等引入古建筑物内。
禁止在古建筑的主要殿屋用火、用电；确需用电或在厢房、走廊、庭院等处设置生活用火时，必须有防火安全措施，并报请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
第二十一条 安装、使用电报设备，从事电焊、气焊（割）作业，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第二十二条 农作物收获季节和森林、草原防火期，各级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加强防火宣传，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粮棉储存地和使用农机具作业的麦谷场地，必须采取防火安全措施，做好灭火应急准备。
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森林、林地、草原。
第二十三条 对重点防火部位，有关单位应当在国家规定的周边安全距离内，设置明显防火标志，禁止动用明火。
第二十四条 任保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防火间距和消防通道。
第二十五条 宣传、教育、新闻、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经常开展消防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教育。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对村（居）民进行防火宣传教育。
学校、幼儿园、家庭应当对学生、幼儿、家庭成员进行消防知识教育，增强消防意识。
第三章 消防组织
第二十六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确定专职或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第二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街道、林区居民点以及易燃建筑密集的村庄，应当建立义务消防队（组），并根据防火、灭火需要，配备相应种类、数量的器材、设备和设施。
第二十八条 义务消防队（组）应当定期进行教育训练，做到能防火检查和扑救火灾。义务消防队（组）所需经费，由所在单位解决。
第二十九条 下列区域或单位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
（一）火灾危险性大，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站）较远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
（二）民航机场；
（三）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生产单位；
（四）工商业发达的小城市和集镇；
（五）大型专用仓库、储油储气基地；
（六）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建筑群。
专职消防队可由一个单位建立，也可由几个相邻单位联合建立，其建立或撤销均须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同意。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安消防队（站）配备比较先进的火灾报警和消防通讯指挥系统。大城市和有条件的其他城市，应当规划并逐步建成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火灾报警和消防通讯指挥系统。
公安消防队（站）的布局、建筑和技术装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章 火灾扑救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火灾都有义务迅速报警；有关单位或个人必须给报警人员提供方便，不得收费。
邮电部门应当优先传递火警、火灾信息，不得延误。
失火单位或地区必须迅速组织力量扑救火灾。
第三十二条 消防队接到报警后，必须迅速赶赴火场，扑救火灾。
各种车辆和人员必须避让执行任务的消防车。
执行任务的各种消防车，均免交养路、过桥、过隧道等费用。
第三十三条 火场总指挥员有权统一组织和指挥灭火工作，调动附近的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组）协同灭火，组织交通运输、供水、供电、电讯、医疗救护、环境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力量灭火抢险；在紧急情况下，为避免扩大损失，有权决定拆除毗连火场的建（构）筑物；必要时可以决定在火场周边实行交通管制。
参加扑救火灾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火场总指挥员的统一指挥。
第三十四条 火灾扑灭后，失火单位必须协助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保护火灾现场，调查火灾原因，核实火灾损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勘查、清理火灾现场，移动现场物品。
第三十五条 失火单位和个人，对参加扑救火灾的外单位专职、义务消防队（组）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以及火灾原因的技术鉴定费用，应予以适当补偿。
第五章 消防管理
第三十六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必须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做好消防监督工作。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应当组织所属消防队（站）的业务训练，负责对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组）的业务培训和指导，组织演练，提高防火、灭火技能。
第三十七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实行防火责任制，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为防火责任人。
实行租赁或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单位，应签订消防安全协议，或者在租赁、承包合同中订立有关消防安全的条款。
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防火责任人为其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生产经营负责人。
第三十八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根据防火、灭火需要，配置相应种类、数量的消防器材、设备和设施，并负责维护和管理。
机动车辆（不含摩托车和小型拖拉机）必须配备扑救初起火灾的灭火器材。
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备和设施，并以外文和中文标设使用说明。
第四十条 凡安装自动报警、灭火装置的高层建筑和大型商厦、宾馆、酒店等公共场所以及生产、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必须设防火值班室和专门值班人员。
第四十一条 生产、储存、经营、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须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批准。未经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发放营业执照。
在易燃易爆场所作业的人员，须经消防安全培训合格方可上岗。
第四十二条 集中供热基地、液化石油气站、加油站的建立，必须符合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批准。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维修、销售消防器材、设备、防火材料，须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批准。未经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发放营业执照。
第四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应当对本辖区生产、维修、销售消防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验证检查，对其产品抽样检测。
第四十五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有权根据其职责范围，检验本辖区和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并有义务提供情况和资料。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发现随时有可能发生火灾危险的，可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立即消除隐患；在紧急情况下，有权责令将危险部位停产、停业。
第四十六条 大中城市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或需要，向社会适当收取用于消防事业的费用。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在消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四十八条 危害消防安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可发出整改通知，限期改正；超过规定期限仍不改正的，处以责任人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责任单位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消防技术规范进行工程设计的；
（二）建筑装修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
（三）擅自拆除、改动、移动或停用火灾自动报警、灭火装置的；
（四）未按规定设置明显消防安全标志的；
（五）不按规定配置、安装消防器材、设备、设施的；
（六）安装、使用电气设备或者从事电焊、气焊（割）作业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
第四十九条 严重危害消防安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可责令改正，并处以责任人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责任单位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工程设计未经防火审批即行施工或者擅自变更工程防火设计的；
（二）擅自将自动消防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维修任务交给未取得相应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的；
（三）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四）违反仓库、高层建筑、地下工程消防管理规定的；
（五）在大中型计算机机房、图书馆（室）、档案馆（室）或者安装使用精密仪器仪表、重要设备的场所吸烟，焚烧可燃物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
（六）阻塞、占用公共场所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
（七）违反本条例有关古建筑消防安全规定的；
（八）违章作业，随时可能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的；
（九）未经批准，设立加油站、液化石油气站，或者设立加油站、液化石油气站不符合有关消防法律、法规或消防技术规范的；
（十）未经批准，生产、维修、销售消防器材、设备、防火材料的，或者生产、维修、销售的消防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十一）不报或者故意拖延报告火灾情况的；
（十二）擅自勘查、清理火灾现场或移动现场物品的。
有前款所列（三）至（十）项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分别情况，责令停产、停业，限期整改。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禁火区域擅自动用明火、吸烟的；
（二）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占用防火间距、消防通道，对消防工作造成或可能造成妨碍的；
（四）挪用、损坏、埋压、堵塞消防器材、设备、设施的；
（五）影剧院、歌舞厅、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公共活动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
（六）未经批准，生产、储存、运输、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或者生产、储存、运输、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不符合消防技术规范或者违章操作的；
（七）谎报火警的；
（八）不服从火场总指挥员的指挥，影响火灾扑救的；
（九）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十）拒绝、阻碍公安消防监督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有前款（十）项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规定引起火灾的，根据情节轻重，由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一般火灾，处以责任人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责任单位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重大火灾，处以责任人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责任单位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特大火灾，处以责任人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责任单位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规定引起火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引起火灾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应当对受到火灾损失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予以经济赔偿。赔偿纠纷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可申请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调解；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公安机关或上一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在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或者诉讼期间，原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对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主管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摘要】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关键词】群体性冲突事件；法社会学；危机；法治
近期以来，媒体公开报道了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冲突事件，例如贵州翁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江西铜鼓事件、安徽砀山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孤立的、偶然的，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性：即事件发生的原因多数基于基层官民的对立与冲突，且事件的处理过程一般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类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新时期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此类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应对与法、法律实施、法的实效等有关，因此，从法理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找出根源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以期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折射出政府危机
1、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脱法失控的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之所以发生，多数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在经济利益趋使下，官商勾结，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事务中突破法律规定，滥用公权力，出于权力的自负，不断挑衅民间，甚至突破当地民众容忍的底线。由于群众受侵犯的权利在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遇到偶发事件作为群众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的渲泻口，遂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例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翁安事件教训时指出，翁安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1]
2、解决冲突的路径依赖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之初，当地政府通常都会发布通告，将事件定性为少数黑恶势力、不法分子教唆、煽动、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事，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稳控工作云云（将事件定性为是对政权的威胁，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行文间充满了主客体际思维支配下的训诫语气，而不是通过主体际间平等的沟通、对话来解决冲突。这种把群体性事件简单、模糊定性的思维，反映了在基层官员的思维里传统专政思维的惯性仍然十分强大。后由于事态的严重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一批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官员被撤职，对事件的总结一般都定性为有关责任官员党性不强、服务群众的意识淡薄，然后开展官德教育活动。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冲突解决模式并未走出传统压制型治理模式下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传统中国“对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遏制不是由于公民能够对违法过程提出效力瑕疵的异议，而是借助于高一级行政权力对下级僚属的惩戒予以保障” [2]的路径依赖。
3、政府的诚信危机。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媒体介入之前，当地媒体经常处于失声或与当地政府一个声调的状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上往往却是民意汹汹，民众对官方单方面发布的信息持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事实上，民众之所以如此，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国家发达的民间协会和私人传媒，民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因此，政府公布的信息如果不实，将会对公众的信心构成致命的打击，而这在近年的实践中却是不乏其例的。例如，非典初期，有官员声明“北京没有‘非典’”；股市印花税上调前，有财政部官员还在公开声称“不会上调股市印花税”；山西尾矿溃坝事件，当地政府瞒报伤亡人数，不顾当地根本没有降雨的事实，竟然公然撒下弥天大谎声称事故原因在于洪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故意犯罪的企业居然持有“国家免检产品”证书，这不仅是商业信用的破产，更严重的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
1、权力者违法导致法律空转。近年来我国立法一直处在快车道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建成，改革开放之初的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但是，现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有法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由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在逐利目标的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充当企业的保护伞，在企业破坏当地生态资源、污染当地环境、严重侵犯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权的情况下，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动用公权力对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予以压制。特别是近年来在征地、拆迁等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与房产商、企业结成利益同盟，动则动用公权力，突破法律规定，侵犯公民权利。这正应验了学者所言，“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 [3]
2、事件处理过程中程序正义的缺失。“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 [4] “合理而公正的程序是区别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偏执的群众专政的分水岭”， [5]威廉姆•道格拉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断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6]程序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必须听取另一方的陈述”。 [7]但是，在很多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结论无一不是由官方发布，甚至媒体往往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通稿，很难听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的声音。因此，事件的处理往往会遭到公众普遍的质疑，人们之所以怀疑“真相”，主要原因在于事件处理的程序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3、司法的苍白与无能。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堡垒，司法独立是出自司法权属性的本质要求，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换言之，司法独立是判决公正的必要条件，虽然独立的司法不能保证所有案件的判决都必然公正，但不独立的司法产生公正则纯属偶然。虽然司法必须独立在法治国家里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真理，但在我国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迄今为止法院的人、财、物都还事实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被定位为“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实为必然。因此，大量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征地、拆迁等类型的案件在当地法院诉讼往往难以得到公正的救济，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终使得这些案件的审判难以跳出当地政府所能影响的范围。由于通过诉讼难以获得公正的救济，权利被侵犯的群众只能被迫转入非法治化、非程式化、成本高昂、或然性程度高、人治化特色明显的“上访”。亦即，由于司法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缺位或无能，而使中央政府承担了在一个司法能正常发挥功能的社会里，中央政府本可以无须承担的政治压力，甚至会产生使执政合法性资源一点一点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
（一）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1、体制的不完善，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为各个地方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由于地方的党政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长久以来，官员们养成了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习惯。特别是基层的县委书记，拥有人权、财权和事权，三权独掌，而且一般兼任人大主任，可以动用公安、城管甚至武警等暴力或准暴力力量，事实上其权力处于无有效约束的状态，在所辖区域内处于权力的峰顶，其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绝对权力容易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近些年来，县委书记一职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有个别县委书记一手遮天，为追求任期内“政绩”最大化，把任职地方弄得环境恶化、民生凋敝甚至民怨沸腾。至于不受约束权力的蛮横，则可以从近期的“彭水诗案”、陕北志丹县“短信诽谤案” 、辽宁西丰“抓记者案” 、山东高唐“网络诽谤案”等一系列所谓的“诽谤领导”的案件处理中可以窥见一斑。 [8]
2、权力监督机制失灵。在我国，权力监督机构之多，实为当代世界各国所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例如，体制内正式的机构即包括：党的系统有纪委；立法系统有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政系统有监察局、公安、信访等机构；司法系统包括检察院反贪污局、法院；综合的有预防腐败局等。但是，正式的体制内监督模式存在以下缺陷：（1）同级监督模式独立性差，难以奏效。在我国，由于监督部门事实上听命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故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对后者的监督职责。而上级监督部门又由于距离远，难以了解下级地方的实际情况，故事实上也难以对下级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2）在运作方式上，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模式。例如，对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查处，往往是在纪委“双规”之后才进入司法程序，这使得司法的威信大打折扣，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
除了体制内正式的监督机制外，还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但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体制化与地方化，以及人民群众监督无严格的程序性保障，法律化程度低等原因，都难以有效地负担起监督的职责。对于这种缺陷，学者指出：我国的监督是以非诉讼的信访、视察、批评、建议等手段为主的，“这种监督手段生效是以监督对象的自律为前提的，一旦监督对象缺乏自律，法律监督就难以生效。事实恰恰是违法主体大都是缺乏自律的。如能自律就根本不用法律监督。”因此，“这种以非讼形式为主要手段的法律监督其实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论之上的：它的成功依赖监督对象的自律，同时监督又以对象的不自律为前提。” [9]
（二）秩序控制模式下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或被阻隔
1、权力－公民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被阻隔。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机制被阻隔，“民声”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渠道。原因在于：首先，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事实上起到了鼓励官员压制舆论的作用，官员们出于自保的侥幸心理，出事即本能地拼命捂住；其次，新闻媒体的体制化和地方化，便于地方官员控制当地的信息；第三，法律规定了公民信访的权利，但实践中信访数量却同官员的政绩直接联系，如此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规定，催生出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政府运用公权力在北京、在省会城市设办事处，派员进驻，专事对本地上访群众进行拦访、截访。另外，《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实践中直接导致推诿。事实上，正是由于涉及当地官员的利益而无法在当地得到公正处理，群众才会“越级上访”，但“属地管辖”却将上访材料“批转”回地方，正是在不断的来回之间，上访群众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极易导致暴力性冲突；第四，公民基本权利受到过多的限制。例如，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事实上工会、妇联、甚至连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作家协会、各种学术团体等都被纳入了体制内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行使以上宪法自由权利予以了过多限制，实践中难以操作。
2、资本－劳动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我国宪法中迄今尚未确立罢工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已占国民经济总量过半的今天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当前国内劳资纠纷主要围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并不带有政治色彩，事实上这种诉求往往合理、合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纯属常见，通过法制化的劳资博弈完全可以正常应对，政府实无必要对之予以包办或干涉。但在秩序控制模式下，工人自愿的结社被禁止，一方面导致资方可以任意践踏劳方的权益，劳资矛盾日积月累；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劳动者团体交涉程序的缺失，劳方只能采用中国式的无序罢工来回答。
3、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失灵。首先，司法不独立，法院事实上的地方化，在涉及一些征地、拆迁等地方政府所认为的“敏感”案件时，往往不予立案，即使予以立案，这类案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由于司法判决不公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度较低；其次，社会弱势群体在体制内获得救济的成本太高。例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至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则至上在三倍以上。 [10]由于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失灵，受伤害的群众容易在趋于暴戾化的社会群体心理影响下走极端。
总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控制模式下，我国市民社会缺乏必要的成长空间，官与民之间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社会缺乏中间缓冲地带，一出事就把政府推到最前面，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将直接考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由于传统思维及处理方式惯性的存在，在官民博弈中，官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民众的自由空间受到挤压。透过众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发现社会群体心理有趋于暴戾化的趋向，这是一个社会断裂的危险信号，必须对之予以深刻的反思。
三、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社会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政府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定义务。社会经济上的事务主要由市场自由竞争来解决，政府原则上不予过多参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纳税人通过法定的由公民按照各自纳税能力所承担的税收所供养，政府的科学定位应当为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以及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负担起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严守中立，不应有任何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法治的不完善，遂导致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经常处于缺位和越位的状态。
1、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1）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成为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 [11]在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支配下，以及在片面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下，各地政府纷纷热衷于“招商引资”，甚至充当企业的看家护院角色，不惜以牺牲当地环境、破坏生态资源为代价去追求GDP的增长；（2）由于我国分税制度存在的缺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剥夺过多，地方财政上难以为继， [12]一些地方政府转而依靠“卖地财政”来维系运作，长久以往遂形成与房产商、企业的利益共进退的关系，由于公权力约束的不到位，在利益催使下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特别是，国务院颁布的《拆迁条例》不分“公共利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一概由政府负责拆迁，使得地方政府为企业、房地产开发商“保驾护航”变得“有法可依”，在公开报道的众多暴力性征地、拆迁事件中大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影子；（3）违反行政伦理，利用公权力直接谋利。长期以来，在中国“吃饭财政”现象严重。由于冗员过多，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设机构，但是财政却不全额拨款，甚至全部由收费、罚款来解决，称“设机构，给政策”。在具体渠道上，或者为自收自支，或者为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导致相关职能部门产生并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同时利用我国“部门立法”模式的弊端，使得“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公平正义的品质，沦为维护部门利益的手段，同时也使得部门利益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形成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众多部门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收费指标”、“罚款指标”，执法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被商业化，由此而导致乱象环生的景象则不难想像。试举公路交通为例：有学者指出，由于权力的垄断，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已演变为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司机，收取高额的一次性押金，然后每月收取租金，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出租车公司像吸血鬼一样的盘剥才是当前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所在。 [13]另外，从公开报道的情况看，选择性执法、诱使他人违法而进行罚款的“钓鱼执法”大量存在。 [14]各地公路收费站林立，运输成本高昂，公路运输超载罚款，不超载亏本，但由于超载被罚具有或然性，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因此，许多运输者不得不被逼超载。法之违反，其根源竟然在于政府的竭泽而渔，不得不发人深思并引起执政者警惕！ [15]
2、政府的缺位表现在：片面追求效率，忽略了公平，部分出台的社会政策过度不公，整体上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义务，财政支出直接投放到教育、医疗等方面比例过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供应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0.48，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 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41左右的美国。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为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 社会大众未能充分地从经济发展、GDP高速增长中享受到应当享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