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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边沿地区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基本架构及发展趋势

重庆市铜梁县公安局研究室主任 王泗友

城市边沿地区是指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相毗邻、接壤地带，统称城乡接合部，往往属于“几不管”区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在社会生活、经济秩序以及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影响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日益凸显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也成了妨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城市边沿地区最易被忽略，也是产生和发展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高发地带。因此，认真分析、研讨、预测群体性事件所形成的诸多因素和发展趋向，理清思路，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对实施西部大开发，确保城乡稳定、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基本架构
群体性治安事件因其不同的形成因素反映出不同的事实属性。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也是一个地区、一个阶层的政治因素、经济水准、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的综合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因果关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尤其在地处区县边沿地带，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频率之高，规模之大，行为之烈，因果关系之复杂，结构及表现形式之多样，今非昔比，概括起来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封建迷信、非法组织“门徒会”、“法轮功”的渗透，在农村地区形成了隐蔽性、多发性群体性事件。
一是封建迷信的滋生与蔓延。城市边沿、毗邻、城乡接合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群众科学的、文明的思想意识得不到应有的发掘和引导，致使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愚昧的、落后的思维方式无法改进和根除。一些群众往往由一个错觉、呓语，也可由一些正常的自然现象，无法用科学的道理去诠释，就毫无根据地煽布异端邪说，迷惑无知群众，鼓动、聚集无知农民，拜神拜佛，使其迷信成疾，无心劳动，荒废生产，非法集会，造成不良影响。
二是非法组织“门徒会”的传播与渗透。近年来，由毗邻省、市(县)流窜的“门徒会”头子秘密活动，打着“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幌子，在群众中宣扬“神赐生命粮”、“祷告治病消灾”的歪理邪说，大批群众深受蒙骗，在贫困、边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村落，非法建立了“门徒会”的组织机构，经常非法秘密集会，制订反动纲领，干扰农村基层政权，严重影响农村生产、生活秩序。近几年虽几经取缔，但仍然死灰复燃之势。
三是非法组织“法轮功”的侵蚀与蛊惑。自1998年开始，具有反动属性的“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诱饵拉拢腐蚀群众，“法轮大法”辅导站负责人曾多次聚集多人前往千里之外进行“考察学习”，多次集体聚会，群体练功、传法，还规定不得收看新闻联播，不得过问政治和国家大事，公然与我党和政府争夺群众和思想阵地，其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从取缔“法轮功”和查禁修炼人员的情况看，有部分人虽然出于良好的健身愿望，但由于“法轮大法”的反动本质所决定，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有所松懈或者“法轮功”组织形成气候和规模，他们就会乘机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进行疯狂的捣乱和破坏。
(二)由于“三大恶势力”的介入，酿成了对抗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恶势力。在农村地区以村、社为单位的农村，同宗同族、三亲六戚无所不在。有的设族长、定族规，以其严密的组织、较强的凝聚力，向农村基层组织渗透；有的阻扰办案、包庇罪犯，以致发展到砸警车、打警察、抢人犯；有的以言代法、以强凌弱，欺压外姓群众，殴打他人，引发宗族与宗族之间的武力械斗；有的对违反家法家规的子弟施以暴刑；有的组织打手非法进行没收、查封、变卖、扣押物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二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他们的组织形式大多以同乡、同学、狱友、劣迹中青年、品学兼劣的中小学生组成，模仿外地黑社会组织形式，制定帮规，纹身刺号，划分势力范围，以团伙的形式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白吃白拿、称王称霸，集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于一身。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反社会的罪恶心理，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对抗党和政府，仇视执法人员，替人收债，介入纠纷，参与违法，已发展到干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
三是以个体形式出现、触犯众怒的地方恶势力。这种恶势力主要是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以求得心理的暂时平衡，我行我素，唯所欲为。有的常以“话不投机，看不顺眼”为由，顿起疑心，大打出手；有的个体经营户、公司负责人、农村干部以及社会闲散无聊人员，煽动闹事，称霸一方，制造混乱，其行为恶毒暴戾，不计后果；有的虐待家庭人员；有的查封、扣押、损坏公私财产；有的书写诬告、匿名信件，拨打恐吓、威胁电话，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往往由于个人行为，造成众矢之的、群情激愤，引发群体围攻。
(三)因矿山开采，土地、林权纠纷引发了经常性、复杂性群体性事件。
⑴由矿山开采的系列运作不当而引发。以边沿山区县为例，大量的久负盛名的矿产资源，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软、硬件设施相当落后，招商引资困难，缺乏规范指导与作业等原因，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有序地开采和利用，造成矿主与矿商，团体与个人的利益处置不当，国家受损、矿农受损而引发经常性的群体上访、请愿事件：
一是开采不规范，半机械化与人工开采相结合，图方便、省事，漫山遍野挖地坑，既破坏矿产资源又践踏了大面积耕地和林草，既误农事又无收入；
二是买卖不划算，大量矿石挖掘后不能进行深加工，运毛坯至沿海一带出售，劳民伤财，矿石采尽收入无几；
三是收购不成系统，矿农采矿后，愿买就买，谁买就卖，投机钻营，转手买卖，以物易物，甚至连民爆物品也交易其中，造成大量隐患；
四是由于不规范的开采，残渣的堆积、倾倒不统一，泥渣淤堵，山洪暴发，河流改道，致使农民土地受损，矿商与矿农发生纠纷；
五是矿山开采后应该对矿农进行的补助政策久不兑现，甚至不兑现，引起公愤，造成集体上访。
⑵由林区、土地纠纷引起。自退耕还林试点工作实施以来，由于在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时，工作人员粗心大意，不负责任，造成《土地证》上的界畔、数据与实际界畔、数据不吻合，界限无法确定，纠纷迭起，农民群众经常聚集闹事，要求上访政府，致使农村地区治安秩序存在极不稳定之隐患。
(四)因农民负担过重和不合理负担的难以清除，引发了多发性、反复性群体性事件。
减轻农民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然而，对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县来讲，无意义的建设过多过滥，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丰富的农副特产品、地矿资源无力开发和利用，经济效益停滞不前。以致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费无法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各种面向农村名目繁多、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乱摊派，屡禁不止，一浪高过一浪，经常因农民负担过重导致进京上访、集体上访，甚至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
(五)因执法部门执法行为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
一是执法不当，程序违法，有的执法部门
二是处罚失当。主要是指极少数基层执法机构在实施行政手段时，偏听偏信，一意孤行，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处罚失当，当处不处，该罚不罚，久拖不决，久侦无果，因而导致受害者多次上访和重复上访。
三是劳动仲裁不妥。一些因劳务纠纷引发的仲裁案件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和兑现，甚至仲裁错误，致使集体上访和群众集体请愿。
四是案件处理不及时。由于有的执法机关习惯于机关化工作作风，行为懒惰，宗旨意识淡化，由“找事办”变为“等事办”，而今又由“等事办”蜕变为“不办事”，特别是极个别的单位说话凭亲疏，办事分难易，案件不“破”不“立”，致使受害人哭诉无门，造成小事变大，易事变难，酿成群体性事件。
五是利益趋动，违法行政。
(六)因扶贫的方式方法欠妥触发群体性事件。
一是扶贫项目脱离实际。城市边沿地区之所以贫困除了客观上存在的交通、通讯、地域条件的限制外，主要原因就是对自身蕴藏的资源优势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没有把发展区域经济和特色经济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脱离实际的所谓“民心工程”缺乏战略眼光，既无前瞻性也无创造性，往往都是赶“热门”、追“后骚”，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弄巧成拙，不但没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拖延了脱贫致富的时间，制约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怨声载道。
二是扶贫贷款的发放不当。有的信贷部门片面理解所谓的“偿还能力”，或者受“唯上”、“唯规”的制约，造成相对贫困无偿还能力的贫困户望“洋”兴叹，客观上造成先富的继续富，“肥上加膘”，后富的无法富，赊借无门。因而触怒贫困农民，纷纷上访请愿。
(七)因国有企业改制，辅助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群体性事件。
一是在操作上失策。有的部门负责人错误理解“资金重组”、“兼并”、“拍卖”的含义，忽略国企改革的宏伟意图，想当然，不切合实际，任人唯亲，不兼顾职工的主、客观利益，引起群众不满。
二是工作顾此失彼。有的部门负责人不能合理组织、安排、解决下岗职工的分流问题，无力引导、实施再就业工程。
三是忽视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职工生活不能保证，去留不能协调，客观上造成老无所依、老无所靠，下岗职工心存疑虑，对自己的生活出路非常担心，产生对抗情绪。
(八)因市场交易、欺行霸市行为滋生群体性事件。
在边沿地区生产、生活、进行贸易的部分群众，法制意识淡薄，经济意识保守，地方保护意识强烈，个体经营户之间形成一种“排外”倾向，不允许外地客商来本地经商、办企业，一旦有人介入，便唆使、煽动、拉帮结伙、欺压对方，甚至敲诈勒索，打骂客商，造成外地客商无处藏身。
(九)因重点工程的承建、移民的迁徙和补偿引发群体事件。
一是重点工程的征地纠纷、移民的拆迁纠纷时有发生；
二是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方式不当，引起建筑行业的同仁不满；
三是建筑老板克扣工人工资，引起工人不满；
四是建筑工民工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甚至互为侵害。
二、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展趋势
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客观存在的社会背景，又有自身结构形成的复杂因素，具有社会影响大、处置难度大、不易根治的特性，可以说是一项值得公安理论界长期探讨的高难度课题。笔者认为，就边沿城乡的群体性治安事件而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从群体性事件的内在联系上分析。
一是由相对松散型将向密集型转变。从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上看，大多由分散的个体集合，“滚雪球”式发展，表现形式较为松散，且无比较稳定的组织，只是采用召集、通讯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在一起形成群体。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呼之应之，发展成为有组织或相对稳定的集团，串通一气，捣乱破坏，这种组织形式如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和瓦解，极有可能造成群体性治安事件。
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研究

一． 无意思联络共同侵权是共同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的联系所在

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共同侵权行为是指加害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加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单独侵权行为中，加害人只有一个，因此过错和责任的认定相对简单。在共同侵权行为中，由于主体的复合性，即加害人是多数人，对共同过错的认定就比较复杂，需要从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在单独侵权行为当中，只存在一种法律关系，即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而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实际上存在着内外两种法律关系，就外部而言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发生了一种法律关系，而与此同时，在加害人内部即加害人之间也因共同加害行为产生了一种法律关系。正是因为共同侵权行为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其纠纷的解决相对于单独侵权行为所引发的纠纷的解决而言更复杂，更困难。正是基于此，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后者区分了两种诉讼：一种是由受害人向一个或多个共同侵权人提起的诉讼，称为主诉；另一种是向受害人支付全部赔偿费用的一个或几个加害人，向其他共同侵权人提起的责任分担之诉，称为追偿之诉。
所以，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征有四个：一是主体的复合性，即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加害人存在；二是行为的共同性，即数人之行为相互关联。构成一个统一的致害原因；三是结果的单一性，即共同的加害行为所生之损害结果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四是责任的连带性，是指所有共同侵权行为人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其中，行为的共同性是共同侵权行为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
有关共同侵权行为的几种理论学说 共同侵权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关其界定，不仅理论上尚有争论，而且立法上也表述的不够清楚。从各国法律均规定共同性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究竟为“行为共同“抑或是”意思共同“各国法律均未规定，而各国学者们对共同性的理解又多有不同，有人主张主观说，有人主张客观说，有人采取折衷说，正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和学者意见的大相径庭，才导致了实务中法律适用的偏差。
客观说否认共同侵权的构成需要加害人的意思联络，正如民法学家史尚宽所言：“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法上之共犯不同，尚各自之行为，客观上有关联共同，即为足已。”
主观说认为加害人间不仅需要行为之分担，且须有意思之联络（即共同意思），至少限度，亦须有共同之认识始可，否则若偶然的数人行为结合时，即难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民也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在于数个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具有共同过错，既包括共同故意，也包括共同过失。
折中说认为，判断熟个加害行为是否具有共同性或者说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才能兼顾受害人利益和加害人负担，进而实现侵权行为法平衡社会利益的主要功能。从主观方面而言：（1）各加害人均有过错，或为故意，或为过失，考虑数个加害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但是不要求共同的故意或者意思联络；（2）过错的内容应当是相同或者相似的，过错的内容是指加害人的具体的心理状态，如对他人之生命健康权试图进行加害，或者对他人之生命权疏于应有之注意。从客观方面而言：（1）各加害人的行为具有关联性，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整体；（2）各加害人的行为均构成损害结果发生原因不可或却的一部分。共同侵权行为在客观方面的特征，将其与多因现象的侵权行为（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区别开来。于共同侵权行为，各共同加害人的行为具有关联性，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行为，这一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相反，多因现象的侵权行为，各个加害人的行为都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对共同侵权行为共同性要件的不同定位将直接决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的归属。

如果对共同侵权行为共同性要件采主观说，那么，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情形，各加害人并无侵权的意思联络，其各个行为仅是偶然结合在一起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去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与共同侵权行为判然有别，各个行为人将分别对损害结果承担个别侵权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这将限缩共同侵权行为及连带责任的适用从而减轻加害人的负担。
如果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性要件采取客观说，那么，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的个加害人虽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并无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因各个行为关联共同，因此构成共同侵权，进而各个行为人应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无疑将会对受害人提供更有力的保护与救济。
如果立法者想平衡社会利益，那么对共同侵权行为要件采取折中说当为自然之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则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多数情况下，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就是共同侵权行为。
三种学说各具其理，难分孰是孰非。如此看来，欲求问题之根本解决，只有待立法机关对“共同”的含义作出明确解释或最高司法机关发挥其司法造法之功能，类型化示范性之判决进而对法律条文之适用作出解释。但是，现代民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类型的规定还是一致的，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类型：第一，基于共同意思联络的一致行为，例如合谋伤害等；第二，基于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过失，例如共同作业人疏忽大意造成事故；第三，基于共同关联行为和分别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例如两车想撞致车上乘客受伤；第四，基于分别过错的结合，例如某重病患者因数家医院无理拒绝收治而延误致死，数家报纸同时报道一项不真实消息致使他人名誉损害；第五，共同危险行为，亦称准共同侵权，是指在相同时间和地点从相同行为的数人中不能够确知谁为加害人时，基于推定确定，但加害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或其过失不具有共同性而主张免责。
笼统的说，共同侵权行为可以划分为1，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和2，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可以分为2，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共同侵权行为和3，无意思联络的单独侵权行为。如图所示：

1．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2．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3．无意思联络的单独侵权行为

第2部分即为两者的结合点，也正是共同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的联系所在。










二，区别加害行为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的方法和意义
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指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教唆，帮助无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这一司法解释补充了立法上的疏漏，使我国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更加的科学，完善，同时也使我国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更加科学，完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制度在我国不仅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判例的产物，而且为法律所规定，但当时法院处理此类案件所依据的也仅仅是理论而非法律。传统的共同侵权观拘泥于共同意思联络的观点，否认基于过失的共同侵权行为，这种观点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代侵权法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非故意侵权领域，尤其是事故致损领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均突破传统的共同意思要件的束缚，建立了共同的过失规则，从而使现代共同侵权范围得以扩张，包括了传统的共同侵权和多因一果等多数加害人致损的情形。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两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这条司法解释的规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则构成共同侵权，而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行为间接结合则不构成共同侵权。相应的所应负的责任形式也有所区别，构成共同侵权则负连带责任，不构成共同侵权则负各自责任。结合以下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
案例一：1999年8月6日9时10分，被告杜吉宝无证驾驶闽d-50070农用车，撞到坐在集美区灌口镇东辉小学边休息的原告庄恩岳及其停放在旁边的两轮摩托车，造成原告右侧盆骨闭孔双骨折，右关节活动动能丧失29。6%，经伤残评定为十级。此事故经集美交警大队派员现场调查取证，于1999年8月10日作出第990832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1）杜吉宝无证驾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5条，第7条第2款，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应负本事故全部责任。（2）庄恩岳不负本事故责任。”本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d—50070农用车系被告魏生友所有，1999年8月6日魏生友将车停在杜吉宝看管的工地时，将车钥匙放在车上。该起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庄恩岳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1732。06元，其中包括摩托车施救费100元，摩托车维修及材料3265元，医疗费3316。20元，继续治疗费7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0元，误工费3233。61元，残疾生活补助费9870元，护理费922。25元及交通费200元。被告杜吉宝于事故发生后分几次共支付原告4500元。
被告魏生友辩称，其停车后车钥匙放在车上，杜吉宝未经其同意上车开出6-7米时，其上车制止杜吉宝开车，杜吉宝要刹车时却踩到油门，致使事故发生，本起交通事故应由杜吉宝负主要责任。
被告杜吉宝辩称，魏生友于事故当时是在车上教其开车，并不是在制止其开车，魏生友对此事故应负一定的责任。

结合上述立法例及学理之分析。我们可知，共同侵权行为，首先是侵权行为，其构成应当符合某一特定侵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如本案中两被告共同侵害原告身体完整权，已具备了行为的违法性（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损害（原告身体健康受到了侵害），因果关系，过错（违反了对原告的安全注意义务）这四个要件。但作为共同侵害他人身体的侵权行为，除了上述四个要件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构成要件，才能构成“共同”，也才能让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别构成要件包括：主体的复数性，行为（或意思）的共同性，结果的统一性，责任的连带性。
本案中，被告杜吉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5条‘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方准驾驶车辆“的规定，无证驾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以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身体损害。因此，作为致害庄恩岳的直接负责人，被告杜吉宝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失。被告魏生友做为农用车的所有人和驾驶员，将车停在杜吉宝看管的工地上，将车钥匙放在车上，在事故发生时对其车辆管理不善，致使杜吉宝有机会驾驶车辆，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在本案中两被告虽然没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但是由于被告杜吉宝的过失行为与被告魏生友的过失行为的结合，而共同侵害了同一受害人庄恩岳的人身完整权，导致俩原告的损失，故对两被告的加害行为的共同性应当认定成立。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被害人庄恩岳不负事故责任，故本案中也不存在混合过错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两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两被告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二：甲县建筑勘察设计室修建职工联建防，并吸收单位外其他人员参加联建，由乙物资站负责该楼的下水管道安装。该楼房底楼为商业门市营业用房，二楼以上为住宿房，内装饰采取各联建户在不改变原结构的情况下自行办理的饿方式进行，门市房极其以上楼层共用一个排水系统。楼房竣工后，符丙购买该楼底楼门市房作仓库使用，其上共用一个排水系统的各楼住户也先后对各自的饿房屋进行了装修。后符丙发现其门市屋顶及门面漏水，侵湿了部分仓内货物导致损失，并支出转移商品搬运费，管道维修费，有关部门勘验鉴定费若干。
经鉴定，物资站安装的下水道符合国家标准。但有证据证明，在渗漏发生后，物资站安装的下水道符合国家标准。但有证据证明，在渗漏发生后，物资站在维修堵塞管道时，曾将堵塞的横主管出口处下降了2厘米，这表明原安装时横主管道的出口高于了进口部位，违反了安装规则，是造成堵塞的主要原因。另在维修时拾出的堵塞物中，找到散开的5米钢卷尺一个。可确认，同一排水系统的楼上各住户装修房屋，含有水泥沙浆的污水从下水管道排放，遇逆坡管道处淤结，结块成为堵塞物；下水道安装或各户装修都有将钢卷尺掉入管道的可能性，不易排出，与结块的水泥沙浆一起，堵塞了管道，使排放的污水反从2楼厕所等污水进口溢出，再渗到底楼门市，故造成了损害。
后符丙诉至法院，要求乙物资站和及其楼上各住户赔偿其商品损失，层面和卷帘损失以及处理事故所花费的费用若干。法院最终判决由乙物资站赔偿了原告大部分损失，其他损失有其他被告分摊。
本案的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从因果关系上属于：“多因一果”的类型。被告乙物资站安装的排水管横主管不符安装规范，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其他被告装修房屋时排放的水泥沙浆等具有凝固性的圬物随污水排入下水道遇不规范横主管淤积，是堵塞发生的必要条件。其中，乙物资站安装的横主管不符合规定是发生堵塞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大于其他原因，仅此就可以决定其责任要大于其他的被告，况且不排除其在施工中将钢卷尺遗留在管道中，从而确定其负担主要责任。
其他被告只是依其有装修行为推定排放造成了堵塞的泥沙，而单独一户排放难以造成堵塞，虽也不排除各自施工中将使用的钢卷尺掉入下水道，但毕竟每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小，故每户在本案中的原因力大大小于乙物资站，因此他们承担的责任也要明显小于乙物资站。据此，本案中各个被告各自责任的大小，完全可依其行为对结果的原因力来予以确定。
本案各被告的行为是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且均是各自独立实施的，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从这样的事实来看，似各被告均为单独侵权。但是仅有各被告的单独行为，是不会发生本案的损害结果的。本案损害结果是各被告的行为因客观，偶然的原因结合在一起才发生的是一种共同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多因现象的侵权行为。该种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与共同侵权有所不同，各行为之间不负连带责任，而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本案判决各被告人各负其责，未判连带责任，就是由这种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性质来决定的。
从法理上来分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是指数人在行为前无共同的意思联络，也无共同的过失，但数人的行为导致同一受害人某种损害。其法律特征在于：1。各行为人的行为偶然结合会造成对受害人的同一损害。由于数人在主观上无意思联络，只是因为偶然因素指使无意思联络人的各行为偶然结合而造成同一损害后果。使各行为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因素，不是主观因素，而是行为人所不能预见和认识的客观的，外来的，偶然的情况。2。各行为人无意思联络。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与一般共同侵权行为的区别在于主观方面，即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之间，主观上无意思联络。所谓意思联络是指事先通谋，即各行为人事先具有统一的致他人损害的故意。在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中，行为人不仅没有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过失。所谓共同过失是指各行为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和后果应有预见和认识，但因为疏忽大意或懈怠而没有认识。无意思联络的共同行为人通常并没有任何身份关系和其他联系，彼此之间甚至根本不认识，因而不可能认识到他人的行为性质和后果，尤其是各行为人不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和他人的行为结合，并造成对受害人的损害。若各行为人能够预见和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会与他人的行为结合，并造成对受害人的同一损害，则构成一般共同侵权。3。由于各行为人之间无共同过错，因此不能使行为人共同负连带责任，而应根据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从侵权法的“自己行为责任”的基本原则出发，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结果发生以后，由于偶然因素致使无意思联络的数个行为造成同一损害，不能要求其中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或连带责任，即不能按一般共同侵权的规则处理，而应是由各行为人对各自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民法对一般共同侵权行为人规定连带责任，是因为数个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共同过错，主观上的共同过错使数个侵权人的行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而各行为人应负连带责任，而仅因为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偶然的结合就使其负连带责任未免过于苛刻，且与侵权法的基本规则相悖。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与一般共同侵权在承担责任上是不同的。当然，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是以各人的损害部分能单独确定为前提的。所以当数个加害人对自己的损害部分不能确定时，即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无法只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时，只有用共同侵权的规则来解决，既各行为人负连带责任。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数人无共同故意也无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一损害后果，其加害行为具有关联性，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整体，各加害人的行为均构成损害后果发生原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即一因一果，数侵权人主观过错状态区分的意义在于认定其连带责任的内部份额。而数个加害人的加害行为间接结合发生一损害结果属于多因一果，各个加害人的行为都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结合案例和理论及司法解释可知，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即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的表面特征为时空的同一性，其构成要件为：1、各行为人有积极的加害；2、它的损害结果是不可分的；3、各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都有直接因果关系。案例一中被告杜吉宝的过失行为与被告魏生友的过失行为的直接结合，而共同侵害了同一受害人庄恩岳的人身完整权，导致原告的损失，故对两被告的加害行为的共同性应当认定成立即两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直接结合成一个原因，从而产生一个损害结果，该行为的结合无疑符合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故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民法理论我们知道承担连带责任人可以在连带责任数额内，依据其过错大小，就其各自已承担的份额作适当的分割。分割协议对其内部产生法律约束力，对外的第三人而言并无法律约束力即对外仍应承担连带责任。而案例二中损害结果是各被告的行为因客观，偶然的原因结合在一起才发生的是一种共同损害，各行为之间不负连带责任，而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