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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号)


　　《黑龙江省发展中医药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8年12月1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1998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发展中医条例》同时废止。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12月19日





黑龙江省发展中医药条例



（2008年12月19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保障人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服务和中医药教育、科研、对外交流以及中医药事业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中药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监督和行业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中医药工作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中医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市（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设置中医药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中医药专职管理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人事、科学技术、教育、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负责与中医药有关的工作。
　　省农垦总局、省森工总局主管中医药工作的机构负责本系统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省中医药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中医药事业发展情况纳入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目标进行考核。
　　第五条　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实现中医药协调发展，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发展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解决发展中医药事业中的重大问题。
　　第七条　卫生、教育、文化、科技、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和中医药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等组织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在全社会宣传中医药。
　　每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国际传统医药日为全省中医药宣传日。
　　第八条　中医药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中医药行业协会、学会建设，发挥其在学术交流、知识普及、咨询服务等活动中的作用。


　　第二章　扶持措施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落实扶持政策，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有关部门制定涉及中医药的政策时，应当征求同级中医药行政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对中医药事业的财政投入，提高中医医疗机构人员工资经费补贴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发展中医药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第十一条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资、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支持、参与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医药知识产权以及中医药秘方、验方、专有技术和科技成果等，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合作开发，作价入股。
　　第十二条　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基本建设免交有关附加、配套费用等优惠政策。
　　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用地，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依法以划拨方式取得。
　　第十三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中医药服务价格项目及标准由省物价部门会同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制定。中医药价格标准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医药特色，体现中医药服务技术劳务价值。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将符合规定的中药和中医诊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诊疗项目、服务范围和药品目录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支付范围。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发掘和推广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药诊疗技术，鼓励中医医疗机构研制安全、简便和多样化的临床中药制剂。
　　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未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和不具备中药配制能力的医院类别的医疗机构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制剂室或者药品生产企业配制中药制剂。
　　医疗机构的中药制剂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
　　第十六条　中医经典处方、中药协定处方、中医经验方，具备条件的，可以在有《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按照传统的调配方法配制使用，具体实施办法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同其他医疗机构共同承担社会医疗、预防、保健和康复工作任务。有关部门、单位在确定下列定点医疗机构时，应当根据技术配备的基本要求同等对待中医医疗机构:
　　（一）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
　　（三）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
　　（四）交通事故等伤害救治医疗机构；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构；
　　（六）急救中心、急救站；
　　（七）招生、用工、征兵体检以及伤残病退鉴定医院。
　　第十八条　下列事项应当成立专门的中医药评审、鉴定组织或者由中医药专家参加评审、鉴定：
　　（一）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
　　（二）中医药机构的评审、评估；
　　（三）中医药科研项目立项、成果、奖励的评审、鉴定；
　　（四）中医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
　　（五）中医药新技术评审；
　　（六）省中医药行政部门确定的其他项目。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县级中医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有独特疗效的特色中医专科。

　　高等中医药院（校）毕业生从参加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工作起，向上浮动一级薪级工资，工作满三年浮动工资应当固定。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鼓励社会力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展中医药非基本医疗保健事业，推进中医药非基本医疗保健的市场化、产业化。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和亚健康诊疗方面的优势，开展预防、保健性服务。
　　第二十一条　在发展中医药事业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一）在中医医疗、中医药教育、科研、管理、对外交流以及促进中西医结合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　　
　　（二）捐献或者发掘、整理有价值的中医药学术文献以及有特效的处方、诊疗技术的；　　
　　（三）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带徒授业取得突出成绩的；
　　（四）长期在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中医药工作业绩突出的；
　　（五）资助中医药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
　　（六）对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第三章　中医医疗机构与中医药从业人员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区域卫生规划，按照下列规定建立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一）县以上行政区域应当设置相应规模的中医医疗机构；
　　（二）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置中医科或者中西医结合科和中药房，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床位占医院床位总数的比例应当不低于百分之三；
　　（三）城市社区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置中医科和中药房；
　　（四）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提供中医药服务。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公立、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合并、撤销或者改变中医医疗性质的，应当经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审核同意。
　　第二十四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药品零售企业，可以向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部门申请设置中医坐堂医诊所，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到工商行政部门变更经营范围登记：
　　（一）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二）具有独立的中药营业区；
　　（三）坐堂医师应当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执业注册，总数不得超过三人；
　　（四）中医坐堂医诊所的负责人由药品零售企业负责人担任。
　　第二十五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向省中医药行政部门申请设立中医馆：
　　（一）设置五个以上中医一级临床科（室），并有中医内科、妇科、儿科、针灸科、推拿科等；
　　（二）设有独立的诊室、候诊室和煎药室；
　　（三）主要负责人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执业注册，取得主治中医师以上技术职称；
　　（四）有五名以上中医医师，其中至少有一名副主任医师和一名主治中医师以上技术职称，有两名以上护士，中医药人员占医药人员总数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七十五。
　　第二十六条　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可以设立中医坐堂医诊所或中医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七条　中医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活动，应当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积极应用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等中药以及针灸、推拿等中医非药物疗法，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突出中医药的特色。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应当设置针灸、推拿科。鼓励综合医院设置的中医科或者中西医结合科提供针灸、推拿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服务。
鼓励城市社区、乡（镇）、村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针灸、推拿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服务。
　　第二十九条　具有执业资格并符合其他法定条件的中医医疗从业人员可以个体开业行医，申请设置中医医疗机构，从事中医执业活动不受年龄限制。
　　第三十条　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中医药师承人员以及确有专长的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以临床效果和工作实践为主的专门培训，经考试合格后可以发给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在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第三十一条　鼓励西医药人员学习、运用中医药理论和中医诊疗技术；鼓励中医药从业人员学习和运用现代医学技术。
　　第三十二条　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制定著名中医、知名特色专科和知名医院等评审制度，建立中医药机构和中医药从业人员评价机制，适时公布著名中医、知名特色专科和知名医院等评选情况。
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应当通过配备学术继承人、组织出版专著、编纂医案、制作音像资料等形式，记录和保存著名中医的学术资料，发掘和保护特色中医药技术，总结和传承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著名中医的保护，改善其工作条件。著名中医保护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章　中医药教育与科研


　第三十四条　鼓励医学院（校）设置中医药学课程。中医药院（校）教育应当以传授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践为主，在修业年限、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体现中医药的学科特征。中医药教育机构专业设置标准，由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制定。
中医药院（校）应当开展高层次中西医结合教育和加强中医药职业教育，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及中医药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
　　第三十五条　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中医药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制定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规划，可以委托中医药院（校）或者有关单位定期组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中药加工炮制技术和针灸、推拿等中医非药物疗法的培训。
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对社区、乡村医生进行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中医诊疗技术培训。
中医药机构和城市社区及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保证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学习，学习期间的工资、福利与在岗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十六条　鼓励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师承教育指导教师和确有专长的考核教师。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在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或者《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后，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并考核合格，可以申请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医疗机构中从事传统医学、医疗工作满五年，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鼓励有中药炮制特长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师承教育，带徒授业。
　　第三十七条　师承人员取得《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后，可以晋升专业技术职称，具体实施办法由省中医药行政部门会同省人事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八条　开办中医科研机构，应当经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报县级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审批。中医药科研机构的业务用房、仪器装备、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临床研究病床，应当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中医药等有关部门应当鼓励捐献有价值的中医药文献、民间验方、秘方和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药诊疗技术，对于濒临消失的，可以通过有偿收购的方式进行抢救和保护，在资金、人员方面应当予以保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建设中医药科普教育基地。中小学健康教育应当包括通俗易懂的中医药常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中医药机构和中医药从业人员申请中医药专利、地理标志、药用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帮助开发中医药专利产品、注册商标及对有关中医药著作进行版权登记。对不适宜专利保护的工艺、方法等，可以采取技术秘密的方式实施保护。
　　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使用、占有权利人的中医药秘方、验方、专有技术和未经公开的科技成果，不得侵犯他人中医药著作权。


　　第五章　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中医药机构、中医药行业协会等组织应当通过多种途径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
鼓励中医药机构和具有中医药执业资格的公民到境外开展中医医疗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边境口岸地区的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医药机构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等方式支持中医药机构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四十二条　举办涉外中医药短期培训班和进修班，应当具备规定的办学条件，经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和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第四十三条　中医药机构开展涉外中医药学术交流、医疗服务、技术合作、科技成果转让、科研课题合作研究等活动，应当报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再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维护中医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和工作秩序，对于损害医疗设施，侮辱医务人员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中医药行政部门和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中医药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医疗差错，妥善处理医疗纠纷，规范医疗行为。
　　第四十五条　开展医疗性中医推拿、按摩、刮痧、拔罐和中医美容等活动，应当经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部门批准，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再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第四十六条　中医药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规范中医医疗市场秩序，依法取缔以中医名义非法行医的行为。
非医疗机构开展推拿、按摩、刮痧、拔罐和美容等活动，在机构名称、经营项目名称和项目介绍中不得使用中医、医疗、治疗等医疗专业术语。
　　第四十七条　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已发布的违法中医医疗广告信息通过新闻媒体或者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未经省中医药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擅自合并、撤销县级以上公立、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改变其性质的，由省中医药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建议有权处理的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有关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下列第三项、第四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部门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利用职权侵犯中医药机构和中医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
　　（二）限制公民自愿选择中医药服务权利的；
　　（三）损害和破坏中医药文物、档案的；
　　（四）泄露中医药技术秘密的。
　　第五十条　中医药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不符合国家或者省规定的设置标准，由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药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医师吊销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中医医疗机构的；
　　（二）未办理执业登记手续，擅自开展中医医疗服务的；
　　（三）未取得中医执业资格，非法从事中医诊疗活动的。
　　第五十二条　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披露、使用、占有权利人的中医药秘方、验方、专有技术和未经公开的科技成果以及其他侵犯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交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三条　中医药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中医药管理工作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获取其他利益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
　　本条例所称中医药机构包括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教育机构、中医药科研机构。
　　本条例所称中医医疗机构是指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的医院、门诊部和诊所。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1998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发展中医条例》同时废止。




　近年来，经济繁荣带动公民意识的快速苏醒，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司法制度特别受关注的时代。随着微博、博客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并盛行，越来越多案件在新兴媒体上被广泛传播，随后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与追踪报道，社会各界在媒体上竞相参与、发表评论，无数民众参加了网络、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的讨论，逐步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例如著名的彭宇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数月前在微博上被高度关注的上海“蟹妈”案，一方当事人便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不断通过微博公布案件进展、所掌握的案件信息、个人诉求等，通过多位知名律师的转发及评论，案件全程受到极大的关注。与当事人随时更新案件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法检系统的悄无声息，在无可映证的一面之辞下，当事人公布的信息形成一面倒的舆论局势，招致社会各界对法检系统的强烈不满，充分暴露了在新兴媒体形式下法检系统的应对不足，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权威性。

　　一、当前形势下司法与媒体的冲突关系

　　纵观近年来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实践与理论，目前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媒体监督有抵触情绪，认为媒体介入是找茬、挑刺，设置种种障碍限制媒体报道，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真正公开或公开不够，这使媒体监督客观上受到很大限制。这些认识与做法和当前强调的司法公开、舆论监督不相协调，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

　　其次，媒体监督存在范围狭窄、内容不客观等问题。目前，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大多着眼于极少数个案和极个别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而对司法机关的全面工作、办案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等涉及很少。在报道内容上，部分媒体出于发行量和经济利益、迎合大众心理的考虑，或者在事实的选取上存在片面、不经证实的问题，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与事实出入很大，或者使用主观、煽动、倾向性的语言对个别案件加以评论，或者对问题的揭露和评论只说其一，不讲其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小问题无限放大，人为制造影响，追求新闻刺激性。现实存在的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被强化甚至夸大,司法体制与法官被认为急需接受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监督”。此外，媒体在报道中常常冠以“学者评论”、“专家评论”、“律师说法”之类的“权威评价”，以引导舆论的价值取向。一旦案件审判结果与“权威评价”相左，公众在其舆论误导下就容易对法院的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这些媒体报道不仅干扰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而且使当事人遭受名誉上的侵害，对媒体监督自身形象也造成了很大破坏。

　　再次，由于我国媒体监督的机制尚未健全，加之目前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司法体制抗干扰能力弱，媒体监督极易演变成媒体介入审判，妨碍独立审判权，造成司法不公。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受到诸多权力挤压的权力机构。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仅依靠证据与法律规范,还要在上级领导、人大、行政机关的意见及民心所向之间作出平衡,以求判决能为各方接受,同时亦不能过于违背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良知和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司法本难以独立,而媒体的报道又提高了案件的曝光度,并带来各种力量对审判的介入,从而加大了法官的决策难度。媒体报道不但增加了法官更大的责任风险,而且使得已处处受制的司法机关又增添一层牵制与顾虑,媒体所带来的“舆论监督”也就成为妨碍司法独立的又一重要因素。媒体在行使监督权时，由于并不了解专业法律知识和司法逻辑推理，不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而是仅仅从道德、情感的角度来判断，极易对司法施加不恰当的影响。简单的是非判断、强烈的愤怒情绪和狂热的道德激情往往淹没了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法律规则的尊重，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形成巨大的舆论风潮，使得司法机关在做出裁判时也不得不考虑对抗舆论的巨大压力，从而无法依照正常的法律思维逻辑公正审判。有的媒体报道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乱加评论，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客观的事实报道，也可能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破坏其独立性和理性。舆论干扰司法，其最终结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法律权威性遭受损害，最终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的信仰，至此，司法作为维系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阀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现在有些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再诉诸正常司法途径反映并解决问题，而是求助于媒体，期冀于通过舆论压力干预审判进程、影响判决结果，实现其诉讼利益，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二、司法与媒体的协调关系

　　虽然目前我国的司法与媒体两者关系处于紧张、不和谐状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媒体监督司法是民众言论自由的需要，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公开审判的需要，司法公正的需要和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媒体与司法的终极价值是近乎一致的，司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媒体则是通过社会舆论层面追求道德公正，二者实现公正的方式虽有所不同，其深层目的均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都致力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媒体监督司法，通过对案件审理过程的报道和裁判结果的关注，揭开了司法的神秘面纱，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的需求，普及了法律意识。尤其是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中经常反映了民众对具体案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参与意识，体现了我国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以及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发展进程。

　　媒体监督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体现在监督审判活动中。媒体作为公民舆论监督权的重要表现，对于司法审判的适度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暗箱操作”，防止司法腐败。媒体对有些涉及权力部门或地方豪强的个案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公正行使，维护司法公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不公。案件的公开讨论和广泛传播有助于减少司法审判被非法干预的可能性，增强法官抵制干预的力量。当法官违背内心真实判断，违法作出裁决，媒体言论也可以起到制约作用。媒体对案件审理情况和过程进行的客观报道，可以遏制庭审不规范现象，促进审判人员不断提升办案水准、完善审判程序。媒体对诉讼结果所作的社会评价以及反映的民众评价，可以促进再审等救济程序的提起。自由的媒体言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司法体制的缺陷。

　　三、新媒体形势下构建司法与媒体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期，随着微博、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司法与媒体之间冲突而复杂的关系更加突出。新兴媒体时代是全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时代，是民众话语主导权的时代。在新兴媒体上，一方面虚假信息满天飞，任意宣泄质疑、悲愤等种种被压抑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媒体受众呈现出年轻化、平民化、高学历化等特征，新媒体时代的网民更加具有理性与反思精神，富于激情和担当，对社会不公现象反应更加强烈，对司法审判高度关注。总体而言，新的媒体形势对司法工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新媒体为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可以在更高层面以更大的规模、采取更加丰富的方式，宣传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服务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中创造的业绩；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媒体自身所具有的空前时效性、高度互动性、海量存储性等特点，任何具有争议的案件，一旦触及社会和民众的神经，必将引发喧然大波，造成的社会影响将更为广泛，负面效果更难消除，强大的网络民意压力也必将对司法审判工作产生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对境外媒体的管理日益放开，某些外媒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是在敌对势力的操纵、策划下，利用一些司法个案大肆炒作，将个别问题扩大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对我国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恶意攻击，这些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如何构建司法与媒体的和谐关系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能在媒体报道同时实现公正的判决结果,这是媒体、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面对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强大的网络民意，解决司法与媒体间冲突、构建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的和谐关系，媒体首先应规范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监督水平及职业化程度，提升媒体工作者的素质，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从以评论为基础的社论习惯转向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尤其是批评性报道，应当尽力去揭示问题；其次，应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推动立法进程，实现司法公正，而不是贬低法律的作用和效果，降低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与此同时，司法机关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包容，包容质疑、批评等。网络舆论不是洪水猛兽，微博也不是恐怖雷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发号施令或批评网友，以宣教式的方式回复质疑，只会招致更大、更猛烈的“网络暴力”。只要对公众以诚相待、耐心解释，及时改正错误，公众也会报以充分理解和支持。其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应给予媒体以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对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予以过多限制与追究。

　　正确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建立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

　　司法部门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案件真相或诉讼进展，增进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尤其是网络关注度高、民意舆论集中的案件，应主动迅速公开案件进展，主动维护民众知情权、接受舆论监督，针对民众呼声高的疑问进行互动解答，通过报道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与教育，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依法公开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供媒体自由查阅，以便媒体正确报道，避免因无法接近真相而导致的猜测和主观性评价。一旦出现不实报道，要以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力地予以反驳与澄清，通过客观的宣传等形式及时向公众通报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以削弱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不良影响。

　　（二）制定媒体监督司法的法律规范，将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中来，切实保障媒体监督权的实现。

　　在设置这些法律体制时，应对媒体采用“保护为主、限制为辅”的原则，为媒体拓宽空间，使其享有的言论自由能最大限度得以实现，最大限度满足媒体与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应明确媒体的权利义务，避免监督不当。媒体行业主管部门也可以制订若干的强制性规范,逐步完善新闻从业者的行业自律规则。

　　（三）强化对媒体工作者专门化、专业化培训机制。

　　加强对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媒体工作者在法律专业知识、司法运作过程、审判规定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政策观念，使之摆脱业外感性局限，加深法律理性修养，为司法与媒体相互契合、良性运作搭建平台。媒体在报道时应遵循几项原则：一是客观、真实、公正。客观，就是准确描述事件客观存在的状态，不作主观的推测，任意夸大事实；真实，就是所报道的事实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并经过了核实；公正，就是对案件的报道要不偏不倚，兼顾双方当事人情况，保障双方权利，不能有倾向性；二是保持案件报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根据诉讼进程对发生的变化进行全面及时的报道；三是树立“无罪推定”的法律意识，防止预先归罪、滥下结论的报道；四是要注意评论案件的时间和范围。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发表评论在时间上应受到一定限制。立案前、结案后，均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自由发表意见和评论，法院不应干涉。但立案后、结案前，一般不应对案件的实体问题随意发表评论，此时的评论应当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监督促使有关部门追究枉法者的责任，以保障司法公正。五是在案件报道和评论时，应尊重他人权利，不得侵犯监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得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者审判人员进行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

　　（四）建立不当监督处罚机制。

　　为了防止媒体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审判活动，但如果报道失误，媒体应承担相关责任。鉴于我国新闻监督责任不明的情况，建议在新闻监督立法时，对新闻媒体滥用自由权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确立制裁性的法律制度，以维护法律权威并保障司法权力不受侵害。

　　（五）开拓司法宣传新途径、创新宣传方式。

　　当前形势下，尽管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新格局，但公众通过微博等互动媒体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象。而目前各级司法机关主要采取的诸如召开新闻发布会、网络庭审直播、公开发布裁判文书等单向宣传形式，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沟通与交流，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公众激增的需求，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已成必然之势。为此，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等各级法院已开通微博，实时发布审判信息，针对新出台的法律规范进行解读，及时解答博友疑问，受到公众广泛好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专门调研肇庆政法微博后也批示要求在全省政法系统推广，现已形成完整的政法微博网络问政的工作机制。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在微博上实名亮相，通过对本地区高度关注的“史文才”案及时披露案情进展，公布执行新动态等方式，开创与民众良好互动的新局面。另有部分法官虽然是以其个人名义开通的微博，但其在日常生活感悟之外发布的对审判工作的一些想法、评论，通过个案向“粉丝”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及维权方法等，这种有血有肉的、非官方化的微博不仅拉近了民众与法官的距离，洗刷了法官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负面形象，使得民众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近距离了解到法官工作的艰辛与不易，而且，非正式化、程式化、结合个案的普法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及反响。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