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保山市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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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明确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认定标准。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规定，对于此类行为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特定关系人”的含义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所谓“近亲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见，在民法意义上、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意义上近亲属的范围均有所不同，这就给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造成困惑。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权利的角度作出规定，而不涉及经济利益，如果以此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不尽合理；同理，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亦不宜采用。相比之下，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侧重于经济利益关系，与《意见》所涉及的内容角度相近，因此，《意见》中“近亲属”的范围，应参照民法意义上的规定予以认定。

所谓“情妇（夫）”，一般是指除配偶之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人。司法实践中对于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的男女关系才能称之为“情妇（夫）”，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和金钱包养关系，对此往往依赖于双方的交代，辅之以能够证明其交往情况的其他证据。如果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相当长时间已断绝不正当关系的，不宜认定为“情妇（夫）”。

所谓“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里的“共同利益关系”是指以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方为谋取己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必须顾及和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如共同占有或相互继承关系，此外，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政治、情感等方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个体户王某推荐的施工队承揽工程，王某从中获得好处费，张某未分得好处费，张某供称，他之所以帮忙使王某赚取好处费，是因为王某帮他运作关系跑官。从行为本质上讲，张某的行为属于权钱交易性质，但与典型的权钱交易相比不同的是，他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后，使王某从中得到好处。张某与王某之间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即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使王某赚钱，王某为其跑官，二人系利益共同体，应当认定二人具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亦属于《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二、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认定

《意见》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有两点需注意：第一，这里的“授意”，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请托人，也包括由请托人或特定关系人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同意的情形。第二，该条款中规定“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该条款基于体例的需要强调了《意见》所列的交易、挂名领薪等贿赂形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上，只有上述形式才可以构成受贿罪。相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原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由第三人收受贿赂的形式既包括直接给财物等传统受贿形式，还包括《意见》中列举的新类型受贿形式，以及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特征的其他受贿形式。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受贿共犯

《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一）所谓通谋，就是指犯意的共同沟通和谋划，谋划的内容应当既包括谋利，也包括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在接受请托人财物时明知该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对价，这样才可以对特定关系人认定为受贿共犯。在此，“通谋”包括事先通谋、事中通谋、事后通谋。这就意味，具体有以下通谋方式的，特定关系人均可以受贿共犯论处：一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共谋约定，由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特定关系人从请托人处收受财物的；二是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后，请托人为感谢将贿赂款物送给其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收受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的。

（二）特定关系人要积极实施谋利和收受财物行为的才构成共同受贿，二者缺一不可。在共同受贿中，特定关系人的谋利行为体现在其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上，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应区别对待：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后，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明知该财物是请托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所给予的而收受。特定关系人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未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在客观上未参与谋利行为，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故对于其收受贿赂款物的行为不能以受贿共犯论处。

2.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并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其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知情，双方则构成共同受贿；如果无证据证明该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因缺乏双方对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受贿。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有证据证明其系不正确履行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对其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该特定关系人，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为不正当利益的，可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建立司法鉴定评估救助制度之探索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提高，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现象目前已呈日益增多趋势。但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往往遇到许多案件都需要委托相关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评估。而进行司法鉴定或评估，又需要支付相应的鉴定或评估费用。这对较为富有的群体而言，到是无所谓，但对于部分城镇或者农村社会弱势群体而言，要充分行驶权利，便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就目前我国现行的司法救济体制而言，国家虽然先后出台了系列司法救济制度，规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减、免、缓诉讼费用和申请法律援助，但其中并未涉及到申请司法鉴定、评估等方面的援助内容。笔者认为，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解决部分生活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落实司法为民要求，我国还应建立特困群体司法鉴定、评估社会救助体系，以满足现行司法救济的需要。

一、我国现行司法救济体制的现状与不足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要建立司法救助制度，对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彰显司法人文关怀，落实司法为民。

1994年初，司法部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此后各地相继颁布了“关于法律援助的地方性规定”。 2000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救助规定》），对司法救助的性质、司法救助的范围、条件，司法救助的申请、缓交诉讼费用的期限、减交诉讼费的比例，以及司法救助申请的审批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规定那些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在诉讼费用上有权申请给予缓交、减交和免交。

与此同时，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也颁布了统一的《法律援助条例》，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统一的详细规定。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为实施法律援助，保障公民平等的享受法律保护提供了物质支持，促进了司法公正。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了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上述制度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为很多打不起官司的当事人，能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有效地保护了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称为“法律的阳光”，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誉。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纠纷类型的变化多样，现行的司法救济体制目前已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实际的需求，尤其是在现实的诉讼过程中，当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一方当事人需要进行评估、鉴定等程序时，由于现在我国依法有权进行评估、鉴定的机关几乎都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而现行的司法体系未规定这些机关或者团体有义务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司法救助，故很多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的案件当事人，在面临案件需要进行评估或鉴定时，因不能支付巨额的鉴定、评估费用，从而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阻碍了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很难得以真正实现。

二、建立司法鉴定、评估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从我国目前现有的司法救助体系来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其内容仅局限于“人民法院对案件受理费的减、免、缓，以及司法机关为当事人提供的无偿法律援助”。其实，笔者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发现，完善司法救助体系，不但应包括立案救助、审理救助、律师救助、执行救助等方面，而且还应包括司法鉴定、评估等方面的救助，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司救助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都希望能得到完善的司法救助，但多数群众却不能正确采取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其根本原因一是除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外，其次，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受经济条件的局限，致使得很多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群众，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不能选择合法的途径维护，而采取非法手段，如采取打击报复、动用非法社会力量、采取非法手段损毁对方财产，或以其他暴力等方式解决。

有很多群众认为，现在“有人民法院的减、免、缓；有司法权关的无偿法律援助”，应该不存在社会弱势群体不能依法维护其权利的行为。其实不然，笔者从自己承办的几个案件中，就遇到因不能交纳几千或上万元鉴定、评估费用的情况。如原告杨××诉被告××煤矿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和原告成××诉被告××煤矿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二案均系在煤矿采矿过程中，因采掘行为爆破或取土而导致居住在煤矿附近的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提起的诉讼。该案在诉讼过程中，因需要受害人对房屋受损害程度、重置成本、受损害的因果关系等进行鉴定，而作为鉴定、评估的专门机构，又需要收取几千或者几万元的鉴定、评估费用。这对于经济实力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受害方而言，要支付几千或几万元的鉴定、评估费用，则出现严重的困难，但受害方如因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不能交纳鉴定费用、使鉴定无法进行，那么，他们在诉讼中，对证据的取得和举证就应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很难从法律上保障其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再如，桐梓县娄山关镇毕××诉李××财产损害一案，原告方进行鉴定用去鉴定费用共计一万余元，如不能提交鉴定或评估费用，其所起诉的赔偿就可能以证据不足被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为此毕××靠向银行借贷款才支付了鉴定、评估所需要的费用，案件才得以顺利进行。又如，娄山关镇居民成××与赵××因系家庭贫困户，其房屋被相邻一方的赵××在修建六楼的楼房时，因楼房沉降造房屋墙体裂缝，成××与赵××多次协商未果，成××起诉要求赔偿，可最终却因成××不能支付近二万元的鉴定、评估费用，从而致使原告成××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不知情的群众还以为是人民法院有意在偏袒赵××，执法不公，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我国还应建立相应的司法鉴定、评估社会救助体系，以满足现行司法救济的需要。

三、建立司法鉴定、评估救助制度的设想及思考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为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根据国家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司法鉴定、评估救助工作，可以尝试建立和完善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内容。

1、建立社会弱势群体司法鉴定、评估保护制度

由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社会弱势群体司法鉴定、评估保护制度。设立具体的司法鉴定、评估救助条例，并建立相应的鉴定、评估援助体系，对审批程序、审批机关，指定鉴定、评估机构、提供无偿鉴定、评估的补偿措施，以及对鉴定、评估机构被指定后不依程序进行鉴定的责任后果等进行规范。

2、将司法鉴定、评估救助工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在全社会建立司法鉴定、评估救助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司法鉴定、评估救助纳入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每年拨付一定的专用经费，对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人员在诉讼过程中需要作鉴定、评估时，提供适当的费用支持，由社会保障部门和被救助对象自己各承担一部分，从而使多数社会弱势群体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急社会矛盾。二是在每个省、市设立一个专门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鉴定、评估的专门机构，从全省、市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抽取专家组成专家库，需要进行鉴定、评估时，临时指定专家从事鉴定、评估活动，被指定的或者抽出的机构或专家拒绝从事免费鉴定、评估的，由相关单位进行警示或依法注销其执业资格证。三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建立使用法律援助基金，提供财政支持，对鉴定、评估机构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无偿鉴定、评估的部份，给予适当的补贴，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将司法鉴定、评估救助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

由社会保险部门负责，采取风险社会化的原则，将司法鉴定、评估救助纳入到社会保险范围，参照社会保险的参保条例，设立司法鉴定、评估保险类型的险种，由社会成员自己投保，利用社会资源，化解风险的原则，对社会成员在诉讼过程中需要作鉴定、评估时，利用其投保的保险，向承保的保险公司理赔一部分，自己承担一部分，从而降低自己在司法鉴定、评估中的经济负担。使多数社会弱势群体在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救济。

4、设立从事鉴定、评估的机构社会救助制度

对于从事鉴定、评估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事业单位人员，设立一定的社会救助制度。鉴定、评估机构作为社会的一员，其资产资源来源于社会，其报答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以设立制度的形式，明确其每年对在司法中需要进行鉴定、评估时，应无偿提供一定比例的无偿鉴定、评估义务，作为其机构注册年审的指标，对被指定为某一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鉴定、评估后不依程序进行无偿鉴定评估的，可依法给予以处罚或者注销其资质证书。

5、设立无偿为社会弱势群体鉴定、评估的审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