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20:32:07 浏览: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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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为进一步整合开展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减少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对妇女儿童的危害，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我部组织制定了《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doc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110224/001e3741a2cc0ecfebbf01.doc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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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大增，交通事故频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也日益增多。但是，我国目前缺乏专门规制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也没有具体的对应制度。当前可参考的文件主要是《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由于这些规定针对性不强，且互相存在冲突，导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混乱情况，法官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类似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处理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中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及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损害赔偿中归责原则的问题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这也主要涉及到两部法律法规的不同规定。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也叫无过失责任，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此归责原则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中。《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按常理来说汽车应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依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及判例，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的认定也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据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责任认定时，强调应由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非因被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者或所有者均应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极为苛责的原则，不问受害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存在交通事故损害即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由于交通事故的特殊性，受害人特别是行人对交通事故中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小的可操控性，在举证过程中，受害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不充分，对加害方过错的举证困难，实行无过错责任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受害人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依此法律规范，机动车的所有者或驾驶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在实际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可能会存在过重的问题。就我国现在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实行此种归责原则，实际上让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故针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害赔偿均往往和保险制度相联系，特别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以保障各种损害均能够得到有效的赔偿。
（二）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中。《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针对上述规定，笔者认为，《道交法》确定了四个层次的责任体系：第一层次，凡是造成事故的，都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此处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第二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的，按照双方过错的大小承担责任。此处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三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这里的前一句的内容是规定无过错责任，后一句的内容是受害人过错的，免除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第四层次，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故意造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致损害的，机动车驾驶人不承担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多参考此办法，此办法中在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实行的更多是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责任承担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加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受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以此为基础再来确定责任的分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此种归责原则的适用给予了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更多的保护，强调责任承担的公平和适当。
两种不同归责原则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法律规范的竞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受《民法通则》相应法律规范的调整，依此规范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过程中应实行无过错责任，强调对受害方权利的保障。而《道交法》更多的强调依据导致交通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强调更加公平的责任承担，强调遵守交通规范的必要性，此两种归责原则各自有侧重点，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
在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务中，对一般交通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特殊交通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按照当事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程度，即过错的大小认定其赔偿责任。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属于特殊的交通侵权行为，构成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要件有两个，1、必须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2、必须是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碰撞非机动车、行人，造成非机动车、行人重伤或死亡的。这就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仅限于机动车给非机动车、行人造成损害，并且是严重的人身损害（包括重伤和死亡）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赔偿问题中，应结合过错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强调实行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另一方面由加害方来承担无过错举证的责任。此种归责的原则既能够保证责任承担的公平公正性又能够保护受害方这一弱势群体。此外在责任的归责方面，可以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来优化责任承担的划分。优者危险负担是以车辆冲撞之物理上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等来分配其危险责任，即“健全之成人要比幼老残疾者优；汽车要比人优；车辆间则以增减速、控制力、及最小径回转能力等性能上较好的汽车为优者；或就速度、硬度、重量、大小等对他人汽车危险性较多之汽车为优者。该原则通过确定“优者”并让其承担相对更大的责任，有一定的科学性。考虑到正是机动车本身的危险性使得交通事故难以避免，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该原则。
二、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不论物质或是精神上的、不论直接损失或是间接损失均应全面赔偿。现代民法在强调对受害者的各种权益的保护的同时，也注意到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到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笔者认为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其设立具有必要性，同时作为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应具有特殊性。
（一）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在交通事故损害中应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首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侵权法的一般原理。一般侵权人身损害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二者都是对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损害；在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基础上二者都能造成人的精神损害；而且，一般侵权的人身损害后果往往并不很严重，而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较为严重，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多为重伤、残疾、甚至死亡，且一次事故可同时造成多人受伤或伤亡，故应交通事故中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此包括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造成精神痛苦等，既然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则不宜另判决精神抚慰金。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为，有许多不妥当之处，依据目前《道交法》的规定来看，残疾赔偿金及死亡赔偿金均是排列在物质赔偿类别的，且对此两种费用立法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用于赔偿残疾者的生活及对死者家属的物质补偿，另此两种补偿费均按照当地生活水平且根据一定年限来计算，并不属于精神抚慰金的性质，同时生命权是高于一切的，因死亡导致的精神损失应比残疾的大，但根据现适用的计算方法(残疾赔偿金一般计算二十年、死亡赔偿金一般为二十年，年满60周岁，每长一岁，少计算1年，年满75岁，均按5年计算，计算标准均是按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明显不符合精神抚慰金的性质。故此两种赔偿均不能作为精神抚慰金的替代，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害方应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道交法》的规定项目外应有权利提出额外的精神抚慰金请求。
其次，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不仅有助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而且能够达到教育惩罚侵权人，引导社会努力形成尊重他人身权利，尊重他人格尊严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社会风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不断推进处理交通事故法制的统一，促进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和改进。
第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民法通则并没有排除在特殊侵权损害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就突出了保护人的基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理论上称为“物质性人格权”，是精神人格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实现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从精神人格向物质人格的发展，是人格司法保护的进步。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无疑也是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损害。根据逻辑推理，既然侵犯公民身体健康应予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那么交通事故同样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因此，赔偿应该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要求
首先，损害后果严重是请求精神赔偿的基本条件。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已加强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因此在交通事故的赔偿中，对被害人仅造成轻伤以下损害，未造成明显精神痛苦的，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特点决定了在适用时应以“抚慰为主，补偿为辅”。法院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既要避免数额过低无法起到对受害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又要避免数额过高，加重行为人的负担，流于人格权商品化的弊端。
其次，要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的标准。人的精神权利是平等的，从精神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不分受害人财产的多少、地位的高低，在相应的一个地区应执行一个赔偿标准。不论是无业人，还是高收入的人，他们在同等伤残的条件下，精神痛苦应推定是一样的，不应以收入的多寡来作为赔偿不同数额的标准。
最后，在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中应正确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因交通事故损害的特殊性，交通事故一般不存在故意问题，因此，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中一般不适用以惩罚为目的的精神损害赔偿。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观察收集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说或检验理论假说而展开的研究，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等方法。从国外经验看，民法学也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在各种实证方法中，我国民法学界应当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除个案研究外，实证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会产生大量数据，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寻各个影响变量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此即所谓的计量法学方法。
实际上，法律现象的量化和数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些学者不惜以各种理由来捍卫法学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学性”，就认为已经牺牲了法的价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些学者往往从法是价值、规范或者事实的某一个方面来认识法律现象，没有从价值、规范和事实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识法，特别是将法仅仅视为主观的价值或者人定的规范，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结论。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未能认识到它们的一致性。虽然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可重复性不强，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但不能因此放弃对法律现象的量化研究。法律现象同时具有“质”和“量”的属性。法律现象虽然主要以“质”的规定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现象同样具有“量”的规定性，并且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签约率、股权交易量、交通事故发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现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认的，法学不能放弃对法律现象中“量”的规律的探求而将此领域让给其他学科。研究法律现象的“量”的规律必须使用定量方法。
民法研究中计量方法的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民事法律实施效果评价、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
从法律的制定来看，科学制定法律规则不仅需要借鉴、比较他国的立法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实际国情。这里的国情既包括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包括当前的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预测下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规则的科学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而科学的预测需要引入计量方法才能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阶段对法学现象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理分析，弄清影响民事法律变迁的各个因素，进而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体现数量关系的法规则，需要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法律规则制定的基础、具体数量的确定等。又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立法机关往往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明。一个可能的路径是选用公平和效率为变量，运用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找出与变量相关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选用合理的效用函数，进而极大化效用函数转化为一般的数理问题。这样才能使解决方案既在理论上科学合理又在实际中切实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判断，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则不然。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就是对实际运行中的法律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评价。法律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评价法律制度的优劣，考察客观效果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否符合“应然”状态的价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会反响和民众的认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民事法律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互动，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据其运作的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可能会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必须放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来加以考察，必须放在社会现实中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对法律效果有正确的评价。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法学方法（包括规范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分析等方法）只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只有应用计量方法，结合具体数据，给出科学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运用计量法学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律为变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影响，揭示民事法律和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法金融学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Ｄｊａｎｋｏｖ等人用司法质量和合同执行效率、市场进入管制等来研究法律规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Ｍｉｃｃｏ和Ｐａｇｅｓ等人发现法律对雇佣的保护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特别是以ＬＬＳＶ组合为代表的法金融学者利用各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所有权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亦非常必要。可以对民事法律的变迁进行计量史学分析，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对比研究，分析中国民事法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因素，甚至分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比如，分析中国婚姻法３０年来的变迁路径，分析影响婚姻法学者进行法学研究的主客观因素，甚至从宏观维度分析经济、社会进步与现代婚姻立法的互动等等；或者通过词频定量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甚至对中国民事法律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目前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大体分为假设检验、回归分析和干预分析三大类，研究者常常根据其所掌握的数据情况结合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如Ｒ．Ｇｒｏｓｓｅ、Ｍ．Ｍ．Ｆｒａｎｋ和ＵＮＣＴＡＤ等同时使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Ｃ．Ｊ．Ｈａｒｄｌｏｃｋ等不仅利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而且在回归分析中还同时借助线性模型和非线性的Ｌｏｇｉｔ模型，Ｊ．Ｗ．Ｓａｌａｃｕｓｅ和Ｎ．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横截面数据分析和综列数据分析两者并举，Ｐ．Ｓ．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和Ｓ．Ｓｒｉｄｈａｒａｎ等人将ＡＲＩＭＡ过程引入回归模型之中，分别用移动平均（ＭＡ）过程和自回归移动平均（ＡＲＭＡ）过程表示回归残差，Ｓ．Ｓｒｉｄｈａｒａｎ等人更是回归分析、干预分析和结构时间序列分析三者兼用（参见张晓斌：《法律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运用计量方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界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囿于我国法学界知识结构的集体单一，法学学者缺乏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基本没有掌握数学研究工具，导致深入的、专业性较强的法学实证研究无法展开，既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深度不够、观察比较简单，让法学学者觉得不是法学研究，而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觉得肤浅。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民法学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够成熟就加以全盘否认，应该看到民法实证研究特别是计量研究对中国民法学研究的深远意义。每一次方法上的转变都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计量方法也将给我国传统民法学带来新的冲击。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作者：屈茂辉 湖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
一、损害赔偿中归责原则的问题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这也主要涉及到两部法律法规的不同规定。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也叫无过失责任，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此归责原则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中。《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按常理来说汽车应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依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及判例，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的认定也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据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责任认定时，强调应由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非因被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者或所有者均应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极为苛责的原则，不问受害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存在交通事故损害即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由于交通事故的特殊性，受害人特别是行人对交通事故中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小的可操控性，在举证过程中，受害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不充分，对加害方过错的举证困难，实行无过错责任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受害人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依此法律规范，机动车的所有者或驾驶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在实际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可能会存在过重的问题。就我国现在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实行此种归责原则，实际上让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故针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害赔偿均往往和保险制度相联系，特别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以保障各种损害均能够得到有效的赔偿。
（二）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中。《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针对上述规定，笔者认为，《道交法》确定了四个层次的责任体系：第一层次，凡是造成事故的，都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此处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第二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的，按照双方过错的大小承担责任。此处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三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这里的前一句的内容是规定无过错责任，后一句的内容是受害人过错的，免除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第四层次，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故意造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致损害的，机动车驾驶人不承担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多参考此办法，此办法中在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实行的更多是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责任承担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加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受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以此为基础再来确定责任的分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此种归责原则的适用给予了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更多的保护，强调责任承担的公平和适当。
两种不同归责原则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法律规范的竞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受《民法通则》相应法律规范的调整，依此规范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过程中应实行无过错责任，强调对受害方权利的保障。而《道交法》更多的强调依据导致交通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强调更加公平的责任承担，强调遵守交通规范的必要性，此两种归责原则各自有侧重点，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
在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务中，对一般交通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特殊交通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按照当事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程度，即过错的大小认定其赔偿责任。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属于特殊的交通侵权行为，构成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要件有两个，1、必须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2、必须是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碰撞非机动车、行人，造成非机动车、行人重伤或死亡的。这就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仅限于机动车给非机动车、行人造成损害，并且是严重的人身损害（包括重伤和死亡）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赔偿问题中，应结合过错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强调实行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另一方面由加害方来承担无过错举证的责任。此种归责的原则既能够保证责任承担的公平公正性又能够保护受害方这一弱势群体。此外在责任的归责方面，可以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来优化责任承担的划分。优者危险负担是以车辆冲撞之物理上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等来分配其危险责任，即“健全之成人要比幼老残疾者优；汽车要比人优；车辆间则以增减速、控制力、及最小径回转能力等性能上较好的汽车为优者；或就速度、硬度、重量、大小等对他人汽车危险性较多之汽车为优者。该原则通过确定“优者”并让其承担相对更大的责任，有一定的科学性。考虑到正是机动车本身的危险性使得交通事故难以避免，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该原则。
二、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不论物质或是精神上的、不论直接损失或是间接损失均应全面赔偿。现代民法在强调对受害者的各种权益的保护的同时，也注意到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到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笔者认为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其设立具有必要性，同时作为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应具有特殊性。
（一）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在交通事故损害中应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首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侵权法的一般原理。一般侵权人身损害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二者都是对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损害；在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基础上二者都能造成人的精神损害；而且，一般侵权的人身损害后果往往并不很严重，而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较为严重，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多为重伤、残疾、甚至死亡，且一次事故可同时造成多人受伤或伤亡，故应交通事故中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此包括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造成精神痛苦等，既然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则不宜另判决精神抚慰金。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为，有许多不妥当之处，依据目前《道交法》的规定来看，残疾赔偿金及死亡赔偿金均是排列在物质赔偿类别的，且对此两种费用立法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用于赔偿残疾者的生活及对死者家属的物质补偿，另此两种补偿费均按照当地生活水平且根据一定年限来计算，并不属于精神抚慰金的性质，同时生命权是高于一切的，因死亡导致的精神损失应比残疾的大，但根据现适用的计算方法(残疾赔偿金一般计算二十年、死亡赔偿金一般为二十年，年满60周岁，每长一岁，少计算1年，年满75岁，均按5年计算，计算标准均是按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明显不符合精神抚慰金的性质。故此两种赔偿均不能作为精神抚慰金的替代，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害方应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道交法》的规定项目外应有权利提出额外的精神抚慰金请求。
其次，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不仅有助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而且能够达到教育惩罚侵权人，引导社会努力形成尊重他人身权利，尊重他人格尊严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社会风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不断推进处理交通事故法制的统一，促进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和改进。
第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民法通则并没有排除在特殊侵权损害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就突出了保护人的基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理论上称为“物质性人格权”，是精神人格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实现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从精神人格向物质人格的发展，是人格司法保护的进步。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无疑也是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损害。根据逻辑推理，既然侵犯公民身体健康应予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那么交通事故同样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因此，赔偿应该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要求
首先，损害后果严重是请求精神赔偿的基本条件。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已加强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因此在交通事故的赔偿中，对被害人仅造成轻伤以下损害，未造成明显精神痛苦的，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特点决定了在适用时应以“抚慰为主，补偿为辅”。法院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既要避免数额过低无法起到对受害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又要避免数额过高，加重行为人的负担，流于人格权商品化的弊端。
其次，要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的标准。人的精神权利是平等的，从精神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不分受害人财产的多少、地位的高低，在相应的一个地区应执行一个赔偿标准。不论是无业人，还是高收入的人，他们在同等伤残的条件下，精神痛苦应推定是一样的，不应以收入的多寡来作为赔偿不同数额的标准。
最后，在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中应正确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因交通事故损害的特殊性，交通事故一般不存在故意问题，因此，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中一般不适用以惩罚为目的的精神损害赔偿。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观察收集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说或检验理论假说而展开的研究，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等方法。从国外经验看，民法学也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在各种实证方法中，我国民法学界应当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除个案研究外，实证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会产生大量数据，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寻各个影响变量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此即所谓的计量法学方法。
实际上，法律现象的量化和数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些学者不惜以各种理由来捍卫法学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学性”，就认为已经牺牲了法的价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些学者往往从法是价值、规范或者事实的某一个方面来认识法律现象，没有从价值、规范和事实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识法，特别是将法仅仅视为主观的价值或者人定的规范，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结论。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未能认识到它们的一致性。虽然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可重复性不强，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但不能因此放弃对法律现象的量化研究。法律现象同时具有“质”和“量”的属性。法律现象虽然主要以“质”的规定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现象同样具有“量”的规定性，并且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签约率、股权交易量、交通事故发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现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认的，法学不能放弃对法律现象中“量”的规律的探求而将此领域让给其他学科。研究法律现象的“量”的规律必须使用定量方法。
民法研究中计量方法的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民事法律实施效果评价、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
从法律的制定来看，科学制定法律规则不仅需要借鉴、比较他国的立法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实际国情。这里的国情既包括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包括当前的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预测下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规则的科学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而科学的预测需要引入计量方法才能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阶段对法学现象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理分析，弄清影响民事法律变迁的各个因素，进而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体现数量关系的法规则，需要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法律规则制定的基础、具体数量的确定等。又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立法机关往往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明。一个可能的路径是选用公平和效率为变量，运用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找出与变量相关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选用合理的效用函数，进而极大化效用函数转化为一般的数理问题。这样才能使解决方案既在理论上科学合理又在实际中切实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判断，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则不然。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就是对实际运行中的法律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评价。法律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评价法律制度的优劣，考察客观效果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否符合“应然”状态的价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会反响和民众的认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民事法律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互动，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据其运作的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可能会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必须放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来加以考察，必须放在社会现实中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对法律效果有正确的评价。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法学方法（包括规范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分析等方法）只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只有应用计量方法，结合具体数据，给出科学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运用计量法学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律为变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影响，揭示民事法律和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法金融学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Ｄｊａｎｋｏｖ等人用司法质量和合同执行效率、市场进入管制等来研究法律规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Ｍｉｃｃｏ和Ｐａｇｅｓ等人发现法律对雇佣的保护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特别是以ＬＬＳＶ组合为代表的法金融学者利用各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所有权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亦非常必要。可以对民事法律的变迁进行计量史学分析，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对比研究，分析中国民事法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因素，甚至分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比如，分析中国婚姻法３０年来的变迁路径，分析影响婚姻法学者进行法学研究的主客观因素，甚至从宏观维度分析经济、社会进步与现代婚姻立法的互动等等；或者通过词频定量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甚至对中国民事法律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目前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大体分为假设检验、回归分析和干预分析三大类，研究者常常根据其所掌握的数据情况结合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如Ｒ．Ｇｒｏｓｓｅ、Ｍ．Ｍ．Ｆｒａｎｋ和ＵＮＣＴＡＤ等同时使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Ｃ．Ｊ．Ｈａｒｄｌｏｃｋ等不仅利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而且在回归分析中还同时借助线性模型和非线性的Ｌｏｇｉｔ模型，Ｊ．Ｗ．Ｓａｌａｃｕｓｅ和Ｎ．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横截面数据分析和综列数据分析两者并举，Ｐ．Ｓ．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和Ｓ．Ｓｒｉｄｈａｒａｎ等人将ＡＲＩＭＡ过程引入回归模型之中，分别用移动平均（ＭＡ）过程和自回归移动平均（ＡＲＭＡ）过程表示回归残差，Ｓ．Ｓｒｉｄｈａｒａｎ等人更是回归分析、干预分析和结构时间序列分析三者兼用（参见张晓斌：《法律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运用计量方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界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囿于我国法学界知识结构的集体单一，法学学者缺乏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基本没有掌握数学研究工具，导致深入的、专业性较强的法学实证研究无法展开，既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深度不够、观察比较简单，让法学学者觉得不是法学研究，而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觉得肤浅。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民法学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够成熟就加以全盘否认，应该看到民法实证研究特别是计量研究对中国民法学研究的深远意义。每一次方法上的转变都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计量方法也将给我国传统民法学带来新的冲击。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作者：屈茂辉 湖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