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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犀原律师事务所(河南郑州)杨德寿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常发生。这说明，我国现有的针对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效果不大，要制定这两种犯罪的对策，必须寻找发生这两种犯罪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公安机关法定的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双重权利，使其侦查活动处于自身控制的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司法上，人民法院未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
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2、案例说明的问题
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

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
《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
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
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
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
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
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

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
1、立法规定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
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
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
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

五、结论
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无法进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


第246号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11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以下简称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和管理，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区内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和管理。
西湖文化景观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后，其保护和管理仍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
　　规划、建设、国土资源、财政、宗教、文物、园林、房管、农业、交通、工商、文化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经费应当纳入市级财政预算。
　　积极鼓励通过社会捐赠、国际援助等形式多渠道筹集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资金。
　　第六条 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缓冲区的范围根据《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确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
　　第七条 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对象包括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南宋至清代（公元13～19世纪）形成的“两堤三岛”整体格局、“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空间环境、“四字景目”系列题名景观、相关重要历史文化遗存、西湖龙井茶园、自然山水以及精神价值与审美特征。
　　（一）“两堤三岛”整体格局由苏堤、白堤和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构成。
　　（二）“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历史空间关系由西湖水域和南山、北山峰峦系列及杭州城沿湖景观构成。
　　（三）“四字景目”系列题名景观为始于南宋的“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
　　（四）相关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包括：钱塘门遗址、六和塔（含开化寺遗址）、保俶塔、灵隐寺、飞来峰造像、岳飞墓（庙）、清行宫遗址、文澜阁（含四库全书）、舞鹤赋刻石、龙井（泉）。
　　（五）西湖龙井茶园包括龙井、满觉陇、翁家山、杨梅岭、双峰、灵隐、茅家埠、九溪等8村的传统茶园保护基地。
　　（六）自然山水包括西湖水域的外湖、西里湖、小南湖、岳湖、北里湖；南山系列的吴山、紫阳山、凤凰山、将台山、玉皇山、九曜山、南屏山、夕照山、青龙山、大慈山、大华山、五云山、狮峰山、天竺山、南高峰、丁家山等；北山系列的孤山、葛岭山、将军山、灵峰山、北高峰、美人峰、龙门山、飞来峰、月桂峰、天马山、棋盘山等。
　　第八条 对西湖文化景观各类保护对象实施保护，应当体现以下保护内容或要求：
　　（一）“两堤三岛”整体格局，应保持其历史地点与传统形式的真实性，保护其组成要素、空间环境和历史规模的完整性。
　　（二）“三面云山一面城”空间环境，应保持西湖南、西、北三向自然山水的组成要素、空间环境和历史规模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保持东向城市沿湖景观与自然山水的和谐关系。
　　（三）“四字景目”系列题名景观，应保持历史性视域空间和审美特征，保持其观赏主题、观赏特征、植被特色、景观要素的材料和实体、观赏功能的历史特性，保护其观赏要素、景观空间、景点规模、历史格局和历史遗存（含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相关遗存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四）相关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应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要求，保护其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相关遗存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五）西湖龙井茶园，应保护其种植基地、传统品种与土质、传统种植方式、传统炒制工艺和分布地段的真实性，保持其特有的地形地貌、环境气候和基地规模的完整性。
　　（六）自然山水，应保持西湖水域岸线和南山、北山系列山体与峰峦轮廓的完整，保护其古树名木、历史植被、自然生态与环境质量。
　　（七）精神价值与审美特征，应传承题名景观的文化传统，维系人与自然在审美层面的互动与联想。
　　第九条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是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和利用的依据。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应当对各类保护对象分门别类，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相应的保护内容或要求，分别划定景观整体和保护单体的保护区划，制定相应的保护与管理专项措施，确定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合理的环境容量，测算游览接待规模，限定土地利用强度，规定城市利用功能等，在有效保护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处理好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和谐关系。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应当与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杭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依法报经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公布实施。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经批准公布后，应当严格执行，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 禁止违反《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在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进行任何破坏景观、污染环境或危害安全的建设活动。
　　已有的建设项目、设施不符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的，应当限期拆除、外迁或整改。
　　第十二条 严格按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控制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的各类建设活动和设施设置。
　　确需在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建设的项目，其选址、布局、高度、体量、造型、风格和色调等，应当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经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对其选址进行依法审查后，方可依法办理立项等相关手续。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对其选址进行依法审查时，应当组织可行性评估，并实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
　　经批准在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从事建设活动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制定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方案进行论证，并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备案。
　　第十三条 西湖文化景观缓冲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确保与西湖文化景观相协调，保持视觉空间控制带的畅通。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西湖文化景观缓冲区所在地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乡规划或村庄规划时，应当征求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四条 对列入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对象的题名景观、相关历史文化遗存、龙井茶园和自然山水的维护和修复，应当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原则，充分保持其历史特征。
　　文化景观的修复应当以尚存的、有价值的遗迹及确凿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经过前期必要的考古、研究、调查、勘测、分析、论证和审批等程序后组织实施，并建立详细的记录档案和年代标志。
　　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其他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存、风景名胜、自然景点和自然山水保护和修复，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应当按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要求，严格控制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的环境容量、游览接待规模。
　　严格控制进入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营运或行驶的船舶、机动车辆的总量。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保护景观环境、维持游览秩序等需要，对进入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行驶的船舶、机动车辆实行限制。
　　第十六条 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的水环境质量、空气质量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功能区标准。
　　在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的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其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并逐步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消减。
　　第十七条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加强对西湖文化景观的日常监测，形成记录档案，妥善保管，并提出日常监测报告，报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在发生危及西湖文化景观安全的突发事件，或发现西湖文化景观存在安全隐患时，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和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应当积极开展西湖文化景观世界突出普遍价值的诠释、展示与传播工作，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意识。
　　西湖文化景观世界突出普遍价值的诠释与展示应当遵循有利于接近和理解、注重依据、保持价值、保证真实性、维护可持续性、兼具包容性和广泛性、坚持持续研究和培训的原则。
　　第二十条 进入西湖文化景观保护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有关规定，爱护西湖文化景观资源，维护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西湖文化景观的义务，有权制止、举报破坏西湖文化景观的行为。
　　积极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西湖文化景观保护活动。
　　对西湖文化景观保护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或规章已作处罚规定的，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实施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未在施工前将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方案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备案的，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责令其补办手续，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