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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2006年12月1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七号）

　　《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12月1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　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对下列涉及农民负担事项实施监督管理：（一）村范围内集体公益事业筹资；（二）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工投劳；（三）易涝地区规定范围内公益性排涝水费；（四）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服务性收费；（五）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收费；（六）农民承担的其他费用和劳务。对农民的补贴补偿和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发放和使用，纳入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范围。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部门责任制，建立健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指导、帮助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其工作经费应当列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

　　各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的职责是：（一）宣传贯彻有关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组织实施本条例；（二）会同相关部门审核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其他单位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及规定、措施；（三）受理有关农民负担问题的举报和投诉，负责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四）对筹资筹劳、公益性排涝水费、土地征用补偿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等的管理、使用及收支情况组织开展专项审计；（五）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监测网点和监管机制，培训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六）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发展改革、财政、价格、监察、工商、审计、信访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依法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涉农部门应当及时查处和纠正本部门、本系统加重或者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禁止借助行政权力在办理农民婚姻登记、计划生育、住房建设、外出务工、子女入学等相关手续时搭车收取服务费，搭售商品。第六条严格实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经批准的筹资和投工投劳项目及标准、排涝水费以及对农民的补贴补偿等，应当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机构，组织填入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或者监制的农民负担监督卡，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发放到农户，并张榜公示。

　　村民委员会必须按照农民负担监督卡收费和安排出劳。

　　第七条　实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凡是向农民收取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执收单位必须事先将收费依据、项目和标准予以公示，并按照公示的规定收费。

　　农民对公示内容提出询问的，执收单位应当予以解答。

　　第八条　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应当遵循村民自愿、群众受益、量力而行、民主议定、程序规范、上限控制、使用公开的原则，实行“一事一议”。议事范围为建制村，必要时按照受益主体和筹资主体相对应的原则，议事范围可以缩小为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组。

　　筹资的对象为本村户籍在册人口或者所议事项受益人口，筹劳的对象为符合上述条件的劳动力。每人每年承担的出资出劳数额不得突破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

　　第九条　筹资筹劳应当用于本村范围内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血防灭螺、植树造林、村庄建设与整治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需要兴办的其他集体生产、生活等公益事业项目，并注重使用效益。

　　除前款规定之外的其他项目，不得列入筹资筹劳的使用范围。

　　第十条　需要筹资筹劳的，由村民委员会、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联名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提出预案。

　　所提预案必须张榜公示，征求村民意见。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由村民委员会将包括筹资筹劳事项、分摊办法、减免措施等内容的方案，提交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依照法定程序审议和表决。

　　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筹资筹劳事项的，村民委员会应当邀请村财务监督小组成员参加。村民代表会议有重要分歧意见时，应当提交村民会议决定。

　　第十一条　筹资筹劳方案通过后，应当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机构报县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审核后实施。

　　筹资筹劳使用情况，由村财务监督小组审核，村民委员会公布，接受村民监督。

　　第十二条　向农民筹资应当在农作物收获后筹集。向农民筹劳按照标准工日计算，原则上以投劳为主，在农闲时安排用工。农民自愿以资代劳的，其工价标准不得突破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上限。禁止强制农民以资代劳。

　　收款结算时，必须出具由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监制的内部结算凭证；不出具凭证的，农民有权拒付。

　　第十三条　对烈士和因公牺牲军人的遗属、退伍伤残军人、五保户、特困户、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应当免除其筹资义务。

　　退伍伤残军人、在校学生、孕妇、分娩后未满一年的妇女、男年满六十周岁或者女年满五十五周岁的村民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村民，不承担筹劳义务。

　　第十四条　除因特大自然灾害确需农民投工投劳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强制农民无偿投工投劳。

　　第十五条　易涝地区县乡两级水利工程农业排涝水费，按照实际受益面积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范围和标准分解到户，由财政部门征收，纳入财政专户储存，专项用于易涝地区的公益性排涝，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六条　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必须以法律、法规、国务院及其财政、物价主管部门以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

　　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必须由省财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出台涉农收费的文件和措施；对违规出台的，农民有权拒绝。

　　第十七条　涉农经营服务性收费，应当坚持公开、公正、自愿委托和质价相符原则。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应当列入政府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管理。具体范围和目录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禁止将涉农的政府公益性服务由无偿变为有偿服务；禁止强制服务收费或者只收费不服务。政府公益性服务机构推介农业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从中牟利。

　　第十八条　在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村中小学校中发行报刊书籍、开展保险，必须遵循自愿原则；禁止利用行政手段、行业权力强行征订报刊书籍或者强制投保。国家规定强制保险的除外。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或者配备人员所需经费，不得向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摊派。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赞助、资助和捐献财物，不得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开展各类检查评比和达标升级活动。

　　禁止村集体经济组织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或者违法采用押金、违约金、罚款等方式管理村务。

　　第二十条　农村中小学校收费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不得擅自向学生集资、摊派和滥收费用；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原则，不得强制学生接受各种经营性服务。

　　禁止任何部门和单位向学校或者学生强行摊派各种集资款和其他费用、强行推销各种商品。

　　第二十一条　农业灌溉水费由供水单位与村组、农民或者用水单位直接签订合同，据实收取，不得平摊，不得变成固定性收费项目。

　　向农民收取电费，必须执行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禁止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加收其他费用。

　　第二十二条　农副产品收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收购政策的有关规定，不得压级压价。农副产品收购部门不得为任何部门和单位代扣农民的交售款。

　　化肥、农药、兽药、农膜、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不得有不正当价格行为，有法定价格干预措施和紧急措施的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三条　政府提供给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补贴、补偿、专项投资、扶贫款、救灾救济款以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抵扣、挪用、拖欠、私分和侵占。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前款所列款物的拨付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审计，并公布结果，接受监督。

　　第二十四条　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实行报告制度。案（事）件发生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核实并在1小时内向上一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逐级上报到省政府的时间距事件发生不得超过3小时，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

　　案（事）件发生地的市、州和县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监察等部门对案（事）件进行调查，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建议，并于45日内向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上报处理结果。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视案（事）件的具体情形，可以会同同级监察等部门直接调查下级管辖的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财政、价格、监察、工商、审计、信访等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受理农民负担举报、投诉制度,公布农民负担监督举报、投诉电话或者网站等，并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

　　第二十六条　对违法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向县级以上农民负担主管部门或者发展改革、财政、价格、监察、工商、审计、信访等部门举报、投诉。举报、投诉的受理和处理程序按照国家和省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开展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和专项检查，将检查情况及时通报，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民负担主管部门批评教育，责令限期纠正。情节严重的，由行政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追究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可以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按照规定程序筹资筹劳、擅自改变资金用途或者劳务使用范围的；（二）向农民超限额筹资筹劳、无偿调用劳动力、强制收取以资代劳款的；（三）截留、抵扣、挪用、拖欠、私分、侵占政府提供给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资金、物资的；（四）强制农民参加保险、接受有偿服务、强行推销商品、报刊、书籍的；（五）违反规定向学校和学生收费、集资、摊派的；（六）涉农收费应当公示未予公示的；（七）阻止或者妨碍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八）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的；（九）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擅自向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设置收费、集资、罚款和摊派项目的，由同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决定予以撤销，或者由上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主管部门责令其撤销；已非法收取款物的，责令退还。拒不退还款物的，对行政机关，由上级农民负担主管部门没收款物退还给农民；对企事业单位，由当地农民负担主管部门没收款物退还给农民，并处非法收取金额或者财物等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引发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的县、乡级人民政府和市、县级有关部门，应当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条　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1994年5月12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1997年12月3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湖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遭遇“执行难”之后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俊杰


[内容提要] 遭遇“执行难”之后,应该怎么办？执行机构改革是关键，我国目前的执行现状是进行执行机构改革的外在原因，执行权性质是我国执行机构改革的内在原因，那么执行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执行机构改革的发展前景如何？笔者在此作了粗浅分析。
[关键词] 执行权 执行机构改革
[正文]
引言
　 基于“执行难”的现实情况，思索如何对执行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充分应对“执行难”，使执行变得容易，于是对执行权的性质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大胆构思执行体制的调整与重建。
对执行权的认识是以传统的司法权观念为基础的，当初建立的执行体制没有具体分析执行权的性质，模糊了其中行政权、司法权的区别与联系，司法权的行政化是将执行权完全纳入司法权体系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就形成了现行的执行体制。
笔者认为：执行权虽是一种国家权力，但它与司法权、行政权有着根本区别，执行权并非一种单纯的司法权或行政权，而是集司法权（执行裁判权）、行政权（执行实施权）于一体的权力，从国外的“三权分立”机制到我国国家机关分权行使国家权力，均表明这样一个原则，权力性质不同，权力主体也应当有所不同，应根据权力的性质确定行使权力的机关。因此，执行权应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专门执行机关行使，要改革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的现状，人民法院不应既拥有司法权，又拥有行政权，应当将执行实施权从人民法院所拥有的权力中分离。在国外也鲜见法院同时承担执行裁判文书任务的现象。
一、我国执行现状------执行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所谓“执行难”是指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这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当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送达当事人后，因种种原因该生效裁判规定的权利、义务内容难以实现。“执行难”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制体系的权威性，造成了民众对国家法治现状的“信任危机”。裁判文书成为“法律白条”，人们不禁要问，法律公正何在？法律威严何存？
究其根源，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执行权过于集中，人民法院集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于一身；现实中执行机关常常受制于人、人民法院的“婆婆”太多；执行程序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当事人对执行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在心理上反感；人民法院负责执行的主要是文职法官，在执行实践中特别是强制执行过程中显然力不从心……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是造成目前执行现状的直接原因。
目前，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采用的是“一条龙”式的工作模式，一个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一切由执行员包办，如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异议的处理，执行款物的交付等都由执行员负责，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执行权的滥用。而我国目前关于执行工作尚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有关执行工作的具体规定均散见于诸如《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之中，最高人民法院于一九九八年颁布了《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执行工作作出了相对全面的规定，但这只是司法解释，在效力上并不及法律、法规，并不能从根本上、体制上解决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执行现状，首要的问题就是改革我国现有的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作为人民法院的一个职能部门，已经日益显现出它不合理的一面。因为，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关，只要依照法律对各种争议做出肯定或否定性评价，至于怎样落实这些评价，如何把权利落实到胜诉的一方，根本就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为了保证执行独立、公正、高效，就必须改革现有的人民法院执行体系，将“平行管理”模式改为“垂直管理”模式，将执行权收归专门的执行机构行使，由此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改变“债权人流泪，债务人陶醉”的现象。
二、执行权的探讨------执行机构改革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看，执行权是利用国家权力的介入，从而实现私权权益的一种权力，它既不是完全归属于司法权，也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权，其性质定位应是“相对司法权”。即：执行权是由于司法权衍生出来的，是司法权的继续，是形成完整的司法权的一部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种“子争议”的发生。例如，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异议的处理、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和解、被执行主体的变更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均依赖于司法权的行使，这部分权利归属于执行裁判权，是执行权的一部分，但执行权又并非属于完全司法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还有许多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的执行措施，特别是在到强制执行时，这些执行措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行政权的表现，也就是说执行权是一种“相对司法权”。在此，笔者认为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判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判权属于司法权的一部分，应交于人民法院行使，而执行实施权则是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应由专门执行机构行使。
根据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含执行裁判权）。故审判权是唯一由人民法院行使的权力，也是人民法院唯一的权力，而执行权（主要指执行实施权）是以国家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体现法律强制力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权，故而执行权应当分权行使。而我国目前由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来行使执行权的做法，与古代由行政长官掌握司法权一样，反映了我国诸权不分的法律传统。这既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也不符合执行工作性质的要求。
事实上，司法裁判的执行，本身就是一项行政性质浓厚的政府事务。现实中，执行权交由人民法院行使，这样易造成权利过于集中，不仅效率低，而且在机制上形成了司法腐败的温床，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人民法院是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其价值取向是追求司法公正，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而执行工作其价值取向则是在执行依据生效的情况下，追求行政效率，实行的是职权主义，故而执行工作的性质也要求执行机构进行改革，要求执行中的裁判权与实施权相分离，两种权力由两个不同部门的人员来行使，这不仅克服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而且会形成有效的分权制约机制。
执行机构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的建立，即将执行权划分为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由不同的机构和人员分别行使。行使执行裁判权即作出评价、判断是非，应当奉行中立、被动、公平的原则。而执行实施权的行使则是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以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应坚持积极、主动、高效的原则，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停止执行程序。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在现实的条件下此项改革必能建立裁判、执行、监督既分离制约又协调高效的司法行政管理体制。
三、执行机构改革的具体措施
面对“执行难”各地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如在人民法院内部对现在的执行庭进行改革设立执行局；人民法院实行执行申请权登记规定；推行“执行权运行阳光工程”等等，均为“执行难”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但笔者认为这些措施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于对执行权性质的分析、认识，笔者认为当前对执行机构改革着重点应该是：在人民法院以外单设专门执行机关，将执行实施权交由单设的专门执行机关行使。该机关的性质是行政机关，直属国务院，主管全国的司法、行政执行工作，下设置一个主管司法裁判执行的司法执行局，并根据行政区划在全国建立垂直领导的执行体系，由中央财政保证其运作经费，配备专门的执行人员，从组织保障、经费支持、人员配备等各个方面对执行工作予以保证。
在进行机构改革的的同时，制定专门的《强制执行法》，对执行工作从法律的角度予以规范，对执行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执行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在开展此项工作时可参照各地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措施，如实行执行申请权登记规定，对当事人申请执行时实行先行登记，对暂时找不到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先行登记立案，中断执行时效，同时专门执行机关可主动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改变目前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的做法，从而减轻了申请执行人举证责任，扭转了申请执行人不利的法律地位，更好地保证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而且还可参照《行政处罚法》，增加对重大执行行为的听证程序，专门执行机关对于执行标的重大、采取对被执行人有重大影响的执行措施时应提前告知被执行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对于当事人的听证要求，专门执行机关应及时组织听证活动，依据《强制执行法》进行公正裁决，当事人对执行行为不服应允许其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而消除被执行人对执行行为的直接抵触情绪，积极主动配合专门执行机关履行法律义务。
四、执行机构改革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如果将上述执行机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就必须修改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就要求将执行机构改革与《强制执行法》的制定同步进行，同时将《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结合起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执行体系。
在执行机构进行改革，建立起专门执行机关后，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问题怎么处理呢？《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审判活动”应从广义上理解，它不仅包括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而且还包括人民法院行使执行裁判权的法律行为。审判权不仅仅包括纠纷解决权，还包括调查权、调解权、执行裁判权等一系列与纠纷解决这个主体性权力相关联的权力，无论是主体性权力还是关联性权力，都属于人民法院依法产生的审判权能。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行使执行裁判权的活动，统一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五、执行机构改革的前景展望及发展
执行机构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执行难”说到底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正是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那么为了解决“执行难”就必然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执行机构改革的“阵痛”过后，必然是一片美好的蓝天。
当事人拿到生效的裁判书，义务方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履行裁判书所规定的义务，权利方则可在法定时间内向专门执行机关申请执行，专门执行机关接到申请后，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按照裁判书所规定的义务予以执行；如果被执行人暂时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则可由专门执行机关先行登记，待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后随时执行；如果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或出现执行中止、执行和解、代位执行等情况后，经执行人员提交人民法院进行裁判，再交由专门执行机关执行；对于执行标的重大、采取涉及被执行人的人身或其他重大执行措施时，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应当事人的要求及时、公正的举行听证会；对于强制执行行为不服，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这样一个完整的执行过程得到实现，“执行难”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了。
专门执行机构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执行机构的专业发展，最终结果必然是形成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高效运行的政府机制，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性的权力制衡架构。到那时决策公正、执行高效、监督有力，人们将有感“执行易”。

注：本文所议执行均指民事执行；
参考文献：
刘汉才《司法警察行使执行权的思考》
汤维建《检察机关应有权对民事执行程序进行法律监督》
冯琦 《解决“执行难”机构改革当先行》
游振辉《走出执行难的误区》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赵海峰“法国民事强制执行法”《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
常怡“完善民事强制执行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