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诉中辩护律师的身份/刘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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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6〕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为加强基金监管，建立畅通的工作渠道，及时掌握基金安全状况，我部制定了《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及时掌握基金安全状况，建立要情报告制度。
　　第二条　要情报告制度是指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通过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审计等部门检查、媒体披露、受理举报核实、检察机关和法院立案审理等方式发现的各类社会保险基金挤占挪用、欺诈冒领等问题按要求上报的制度。
　　第三条　要情报告制度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负领导责任，其他领导按工作分工，负相应责任。基金监督机构负责人负直接责任。
　　上报的要情必须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各级报告单位对所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四条　要情报告制度包括：要情报告、结案报告、要情统计报告、要情档案管理等。
　　第五条　要情报告范围包括：社会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补充医疗保险基金等。
　　第六条　要情分为要情和重大要情。
　　（一）要情是指涉及基金金额50万元以下的；
　　（二）重大要情是指涉及基金金额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或性质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七条　要情报告应在发现要情5个工作日内将初步情况上报至省级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重大要情应在报省级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的同时，报送劳动保障部基金监督司。
　　第八条　要情报告内容包括：
　　（一）发现要情的时间和方式；
　　（二）要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涉案人员的基本情况；
　　（三）要情的初步情况；
　　（四）报告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第九条　要情报告在正式书面报告送达之前，可通过传真等方式传送。
　　第十条　各类要情的结案报告应当在结案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较复杂的可以适当延迟，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结案报告根据要情类别按第七条要求分别书面报送。
　　第十一条　结案报告内容包括：
　　（一）基本案情；
　　（二）基金处理情况；
　　（三）责任及对责任人的处理；
　　（四）教训及今后防范措施；
　　（五）遗留问题及其他。
　　第十二条　对隐瞒要情不报或报告不及时的，对要情发生地基金监督机构负责人实行问责，待查明瞒报原因后，追究决定人的责任。责任追究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一）对已知发生要情而不调查核实、不处理的，由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成有关人员做出书面检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
　　（二）对发现要情但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的，由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省级基金监督机构于每半年结束后的20日内上报要情统计表（见附件）。无要情发生也要填报要情统计表。
　　第十四条　各级基金监督机构要加强要情档案管理，妥善保管相关材料，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


漫谈大众法治观念的树立

余 茂 玉
西北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由、公平、正义这些曾为我国法律人所奢望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已不再成为西方社会的专利。作为非法律人的普通大众已不再满足于法律人的所谓“悲悯”，他们自觉抑或自发地寻求着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笔者以为，正义就像火车站一样，火车要到达某一站，则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轨道，缺少这样的轨道，火车就会中途脱轨或无法到达目的站点。实现正义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轨道”，即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我们姑且认为，我们的执法、司法者的法治观念是相对先进的，这时我们所思考和期望提高的即为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笔者认为，大众法治观念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从迷惘到相对迷惘与觉醒并存，再到树立起真正的法治观念。
大众对法律的迷惘。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大力号召和发展的法制建设并未能使得普通大众的法制观念有很大的提高。受传统的“无为”思想影响，“无讼”、“息讼”仍被看作传统美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广泛存在，加上普通大众受文化水平所限和各地普法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法律依然处于极度迷惘的心理状态之下，老百姓极易对法律产生恐惧感，法律成了“大盖帽”、“被告席”、“牢房”和“刑场”等的代名词。这些都亟待老百姓的自我觉醒。
相对迷惘与自我觉醒并存。当老百姓对法律处于无知或迷惘之时，我们的政府应当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引导，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处于“法律秘密主义”的时代，而且政府也有责任让老百姓知晓法律规定，更有责任引导老百姓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但笔者以为，老百姓自我觉醒的作用比什么都要突出。一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人们不再止步于“忍气吞声”，正义一定要伸张。另一方面，广泛交流使得纠纷的不断涌现成为必然，同时也促使人们寻求一种恰当的纠纷处理方式。传统的自力救济方式如斗殴与私下和解或为社会禁止的手段或非最佳方法，这时就激发了人们寻求更佳方法的欲望。积极寻求的最佳纠纷处理方式——法律手段。当老百姓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逐步地把纠纷送至国家的相关部门处理，但由于案件总是涉及到两方甚至多方利益，这时就不可能满足各方要求，于是乎，各地就出现了许多通过自学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例，同时成为某个方面“法律专家”的普通老百姓也增多了。多年的法治建设使得民事案件的审理出现了新的景象：被告席不再“恐怖”；被告不再“暴跳如雷”；粗鲁的“骂街”转变为“带有港台电视剧中案件审理的法律术语”。这些都反映了法治观念的新“变化”，然而未来的法治并不要求每一位当事人都成为一名法律专家，所以大众以自身法律知识参与诉讼的形式仍然属于一种较为落后的法治观念。所有这一切预示着，树立真正的法治观念已成为必需。
所谓“与时俱进”，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在新时期也应当有更大的发展。展望未来，笔者以为，基于社会分工的客观情况，我们不应强求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因为对于某一位当事人来说，他一生可能只离一次婚或只被撞断一次腿，亦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般一生只打一次官司，这时他们只需要有权利保护意识，并知道法律手段是最佳的权利保护方法，这时如果还学会了说一句——“有事请找我的律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树立起了真正的法治观念。

【作者简介】余茂玉（1979— ），男，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方向研究。

原文载于《大江晚报》（安徽芜湖）2004年1月1日“镜湖星月”专栏，本文有增删。